从戊戌变法的失败说起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中国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维新运动不仅比日本晚了三十年，而且还失败了，这自此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还决定了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走向。创巨痛深之下，这场“百日维新”的失败在那之后就一直是中国人念兹在兹的重要历史主题之一。

 

光绪于1898年起用康、梁两人等推行新政
 

改革的前提
 

在通行的近代史论述中，这场变法维新经常被描述为维新与守旧“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最终的失败则是因为守旧的反对势力比维新派强大得多。这乍看不无道理，但其实却似是而非，因为在几乎任何一场改革运动中，守旧的势力差不多都是更强大的——有时这正是进行改革的目的，因为这种弥漫于全社会的守旧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借用卡夫卡那句绕口令般的格言：“相信进步意味着进步已经出现，而这就谈不上是相信了。”如果当时的中国站在维新派一边的已经是多数，那这就意味着已经相当进步，维新变法恐怕也没那么迫切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历史上，尽管面临强大的守旧势力，但很多改革仍然成功推行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甚至被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视为楷模的明治维新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哪一个不是这样？先秦的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甚至在成功推行之后，仍遭守旧势力反扑而使改革者惨死。就现代史而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革命派的力量在起初也都不及旧势力强大。当成功时就惊叹他们创造了历史，而失败时则归结为敌人力量太强，但问题的关键恐怕并不在此。

 

那些成功的改革都有一个特点：尽管改革派或许属于那个社会中极小一部分有危机感的精英，但却掌握了推行改革措施所必须的权威。秦国之所以能在战国七雄中最顺利地推行变法，与其说是商鞅多有远见，倒不如说是因为在秦国的权力结构中，国君就拥有更大的权威来确保变法的有效执行 。从这一点来看，戊戌变法在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当时光绪帝名义上已经“亲政”，但实权仍在慈禧太后手里。变法若要成功，要么说服慈禧赞成，（至少获得她的默许），要么就是光绪帝得实际掌握权威。这就像明治维新时如果大权仍掌握在反对变革的德川幕府手中，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可说弄错了顺序：他们应当先夺权，再推行改革。

 

从奥斯曼帝国的近代史也能看出这一点：这个当时被讥为“欧洲病夫”的老大帝国，在面临近代西方压力时的处境与中国十分相似，历任苏丹也曾多次想推行改革，但每次都相当艰难。改革派的塞利姆三世苏丹（1789-1807年在位）开明、真诚，但行事草率、热情过头，结果仓促之间引起近卫军暴动而被废黜；继承其遗志的马哈茂德二世苏丹（1808-1839年在位）虽然矢志变革，但一直等待了17年，才取得了推行改革政策所需的权威。两人所面对的守旧派反对势力其实同样强大，只不过后者在做好准备之前更能隐忍蛰伏。这意味着在形势不利时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难免带上宫廷权力斗争和密室政治的色彩，很难像西方那种制度化的选举政治一样公开——但话说回来，如果是那样，这些改革派也极有可能是少数派而无法坚决推行自己的措施。正是因为变动时代的内忧外患引起了君主传统合法性的危机，他们才成为推行自上而下的宫廷革命的倡导者 。

 

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

就光绪帝当时的处境来说，他显然还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实际上，慈禧当初之所以选择不足四周岁的光绪为帝，原本就是为了更便于继续掌权。1887年光绪帝年满十七岁，已到了亲政的年龄，慈禧虽然表示要让皇帝亲政，但却迟迟不愿交权。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当时的帝师翁同龢察言观色，以圣学未成，上折希望太后继续听政：“皇太后体祖宗之心为心，二十余年忧劳如一日，倘俟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以弼我丕基，非特臣民之福，亦宗社之庆事。”并示意光绪帝在宫中求请，此举深得慈禧欢心。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也向慈禧表示：“亲政后，永照现在规矩，有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翁同龢在受慈禧召见时则表示：皇上“亲政后断不改章程，书房随时提拨”。但这仍未能使慈禧就此放手 。即使在光绪帝大婚之后，慈禧仍然长期掌权，“光绪帝的奏折处理，须由慈禧太后进行事后监督，重大人事任命，则须由慈禧太后复核方为有效” 。

 

事实证明，慈禧对于光绪帝表现出任何独立倾向均极为敏感。1889年，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奏请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典礼，他原是想以此澄清朝政，不料慈禧震怒，认为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倾己势”，意在离间帝后，严斥吴大澂“阚名邀宠”、“议礼梯荣”，对之大加折辱 。由此可见此事之敏感。光绪帝本人对慈禧也一直极为恭谨，直至慈禧发动政变扑灭百日维新前夕，他仍然连续四天陪慈禧太后看戏 。

 

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维新派想拉拢、争取袁世凯了，甚至有策划兵围颐和园的传闻 ，显然，此事若成，就能像康熙擒鳌拜那样，扫清亲政的最后障碍。类似的事历史上确实也有成功的，如武则天病危之际，张柬之等说服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一举扫除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及武氏势力 。但其前提是武则天已经难以掌控局势，而张柬之等老臣在关键时刻比张氏兄弟这类宠幸老到得多，而在这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显然远非老谋深算。缺乏政治经验却又试图做风险巨大的一搏，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也难怪有美国历史学者认为戊戌变法仅是“一位年轻鲁莽的皇帝所领导的一次不智的、狂乱的‘百日’维新” 。

 

慈禧太后为什么反对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