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的失败说起(2)

在一般人印象中，慈禧太后在“百日维新”中是守旧派的代表，因为正是她镇压了维新运动。但慈禧真的一味守旧、反对变法吗？且不论此前变革自强的洋务运动就靠慈禧在背后推动，即便是戊戌变法，如果得不到慈禧的默许，只怕别说“百日”，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历史学家袁伟时曾接受采访，也强调“其实慈禧在戊戌变法期间是支持改革的”。不仅如此，在戊戌变法失败不到三年后，由慈禧本人主导推动的“新政”，实际上步子还迈得更大。金观涛、刘青峰所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对中国传统社会持明显的批判态度，但也承认：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更大范围涌现，而“自1901年局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加剧后，清廷所实行的改革比戊戌变法时的方法要大胆激进得多” 。

 

仅仅三年时间里，一个人是怎么从“顽固守旧”忽然变得比维新派还更大胆激进的？那些原本反对维新变法的“强大”守旧势力，又为何忽然之间都不再是新政变革的阻碍了？

 

当然，这部分可归结于义和团事变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的巨大刺激，像徐桐等守旧派也死于此难，但这也表明：包括慈禧在内的这些所谓“守旧派”，其实并非不能转变自己的观点立场，必要时她甚至可以180度地大转弯。这导致后世学者对她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中，对话的历史学者对她的评价相去甚远：

 

朱维铮：（戊戌变法时）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物，她对周围的那批人说，让他去闹，闹几天再说。

 

章开沅：慈禧这个人有魄力，有多年威权的积累，做事比较果断，所以推动了一些重大改革 。

 

袁伟时：慈禧是个没有远见的女人。

 

许倬云：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

 

他们对慈禧推动的晚清十年新政，评价也十分悬殊：许倬云认为“改革成果很有限”，余英时干脆说“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萧功秦则认为正是清末新政才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因为咨议局、新军等在辛亥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其实都是新政的产物。袁伟时认为晚清新政“并不是流于字面，而是引发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变革”，从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到政治体制，其改革程度都是革命性的，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又对推动新政的慈禧本人持否定态度。问题在于：如果改革力度更大的新政都不算什么，那么戊戌变法就算成功恐怕取得的成果也有限，那我们又为何对它的失败如此介意呢？

 

为什么历史学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出现这么大的分歧？这折射出那个酝酿变化的大时代本身充满着矛盾、动荡和不确定，而这些又集中在慈禧这类重要历史人物身上。尽管如今很多人对她并无好感，但据金启孮所说，满族对她“很爱戴”，“甚至与康熙、乾隆并提” 。简单地把她说成是守旧派（甚至顽固派）或改革派都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倒不如说她是根据具体情形权衡判断来灵活决定自己的立场。

 

现在的历史论述给人的印象，仿佛守旧与维新两派人物的立场是固定不变、也不可调和的，但实际上，真正从意识形态层面反对变法的人恐怕是极少的 。英国学者William G. Beasley在《明治维新》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治维新有两个特征值得强调：“其一，它们的运作方式是封建性的，并充满个人色彩：表现为那些最终都可诉诸其私家军队的雄藩大名之间的争斗。其二，它们代表的是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而非意识形态之战。” 戊戌变法也是如此，尤其是第二点，甚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治维新》-[英]威廉·G.比斯利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明治维新》-[英]威廉·G.比斯利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在先秦的吴起、商鞅变法中就有这样值得注意的一点：两人推行变法激起守旧派的不满，以至于他们后来都遭报复而惨死，然而在他们死后，变法措施并未被废除。且不说秦国后来就是靠商鞅变法的成效壮大，“没有哪部史书提到吴起之法被废，相反，吴起很多的政策，倒也延续下来了”（刘勃《战国歧途》）。这意味着，这些所谓守旧派不满的与其说是变法本身，倒不如说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触犯。

 

在戊戌变法中也是如此。维新派原本就多系来自边缘的南方知识分子，对权力核心而言乃是异类，本就容易引起排斥 ；但正如袁伟时所言：“当时认同国家富强的人很多，你要是不触犯他的利益，不随便很粗鲁去触犯一些符号性的东西，改革会比较顺利。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以后，他上奏的那些奏章，他提出的那些建议，很多都是很鲁莽的，而且不是当务之急，搞形式主义。”这其中导致很多人反对他的，便是1898年2月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帝，建议设制度局，这一建议一旦落实，将架空现行军机处及各部院，结果举朝“震愕”，群起反对，荣禄公开大骂：“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内阁、六部，决不能答应。”刚毅等也散布说康有为要尽废所有衙门。甚至原本赞同变法的翁同龢，其权力也会受到削弱乃至剥夺，因而他都开始怀疑康有为的变法动机，转而认为康氏“居心叵测”，不可不防，由此疏远康有为，并公开表示不赞同开设制度局 。1904年翁同龢去世时，康有为作《哀词》十四首，自序“戊戌为中国第一大变，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连翁同龢这样同情变法者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实际上，就算在西方的代议制政治中，引起太多人不适的全面变革也是很难吸引到足够多同盟者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们赞同变革，必须尽可能地推进不那么容易遭致反对的渐进变革，而一项制度的变革牵涉的方面越多，实现变革的可能性越小，此时就只能期待下一个“重大历史机遇”的时刻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