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可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一张床空着我就睡哪一张。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我要的不多》，他翻来覆去地唱：“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独的不只是我。”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路公交车。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一张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是经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车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

 

　　老肖说：“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关，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什么。素材我收集了不少，不出5年，中国第一思想记者就姓肖了。”

 

　　再大的牛皮也掩盖不了思想记者老肖比我更没钱的事实。我有时会买两个肉包子吃，但他从来不买，说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请他吃了一个，我觉得他只花了一点五秒就吃完了。

 

　　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新闻人老肖的终结。

 

　　那个周末老肖问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庆县。

 

　　老肖的父亲患了重病，来北京求医，结果几家医院都不收，理由是治无可治。20多年后回想起来，大概是肠癌转移到了肝部。束手无策的老肖从他老乡那里拿到了一个神医的地址，说神医救过不少无药可救的人。地址就在延庆县。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俩架着行动困难的肖老伯上了开往延庆县的长途车。

 

　　神医在一个民宅里坐诊。我们刚刚坐定，一个助理模样的人朝我们伸出一只张开五指的手，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准备击掌。那人面无表情地说：“50块。”

 

　　老肖有20多块，我有30多块。凑完钱，神医背对着我们在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折好交给我们说：“去吧。”

 

　　我们走到日光下打开那张纸，竟然只有两个字：地瓜。那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延庆县找了一处农民的房子住下来，一块钱一晚，有热炕。肖老伯睡下后，我们俩走到屋外说话。3月底的塞外还很冷，白杨树在黑暗中像巨人般俯视着我们。我说：“要我说这神医就是个锤子。”

 

　　回到屋里时，肖老伯没有睡，他坐在炕上看着我们说：“不要再吵了。我要走了。地瓜是你妈妈小时候的名字，她在喊我去陪她了。我没有什么要求，让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肖老伯父子回家的盘缠是我们几个哥们儿一起凑的。在火车站的时候，老头突然跪在地上说：“下辈子我报答你们。”之后的日子，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中青报的食堂里，每天就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就是白馒头和大锅汤。我这个重庆崽儿经常会想起麻辣火锅和爆炒腰花。但是这里有很多我崇拜的新闻人，张建伟、麦天枢、卢跃刚……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听他们咬着馒头说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宏大叙事，日复一日，痴迷其中。

 

　　偶尔忍不住感叹，记者是多么神奇的职业，那么远的热情，让我淡忘了那么近的忧伤。

 

　　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一张50元的汇款单和一封寄自湖北的信。

 

　　信中说：“父亲是在床上过世的，很安详。我承包了长江边的鱼塘，能挣一点钱。我要挣钱照顾妹妹，不能再读书了。当然，也做不成新闻人了。羡慕你，可以面对那么大的世界。老邱，不管你拥有多么大的世界，当个正派人。”26年后的3月底，出版社让我为阿兰·德波顿的新书《新闻的骚动》写序。诚惶诚恐中，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他说：“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方寸的忧虑和疑惑。”

 

　　26年里，很多次从长江尾的上海飞往长江头的重庆，忍不住透过飞机舷窗寻找那片长江边的鱼塘，还有那个在延庆和我争吵的青年的身影，还有他的思想记者的梦。每一个清晨，那个人会不会把海贝贴在他的耳边，倾听这个星球和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声音，让他忘记延庆县绵延的山路，和我们曾经无望的忧伤。

 

　　但是极目之中，只有那条悠远的河流，仿佛是岁月的眼泪汇成，清澈着、混沌着、奔腾着、遗忘着、燃烧着、毁灭着，长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