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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菩提——1865往事(4)



    大报恩寺塔建在宋天禧寺“圣感舍利塔”塔基之上,共九层,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足有26层楼那么高。下大上小,逐级内收,每层所用构建数目相同,只是尺寸一一变小。塔的最上部安装塔刹,底部是两个盆形的“承露盘”。这巨大的承露盘每只都重达900余斤,大概是不便搬运的缘故,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保存在大报恩寺遗址,日本军队侵入南京后,承露盘不知所终。塔的最顶端是纯金制成的宝珠,重达200余两。塔刹有八根铁索与顶层檐角连接固定,铁索和每层的檐角都悬挂着铜制的风铃,共有152只之多,即使微风吹动,也是数里声闻。清代黄之隽《登报恩寺塔绝顶》:“到眼无埃塧,苍茫入素秋。万家斜照里,千古大江流。金碧翔霄表,虬龙压石头。长安称雁塔,此亦旧皇州。”诗中所说长安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大慈恩寺,为李治登天子位前纪念他的母亲所建,是为登基造势,锦上添花;而大报恩寺却是巨大的悲情存在,而且因其隐秘,也就分外巨大。

    南京大报恩寺塔闻名海内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的通体琉璃。琉璃需要经过两次高温烧制,制作工艺繁复,其时西方还没能掌握此项技术,在中国也是最高等级的建筑材料,只有宫殿等皇家场所才能使用。由于琉璃塔琉璃构件的形状、大小、颜色和纹饰的差异,制坯和烧制更为不易。考虑到以后的维修,当时的每个构建都烧制了三套,备用的两套藏在地下,每件的背面都有编号,并表明它所在的位置。在琉璃塔存世的400多年间,曾有过多次维修,都是调用了琉璃的备用件。张岱《陶庵梦忆》:“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豪,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海外蛮夷重译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西方来华传教士认为大报恩寺塔是“堪与世界七大奇迹媲美的建筑奇迹”。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如此“认真”过。

    琉璃塔还是深夜里长明的佛灯。琉璃塔在九层的每一面墙壁都留了两扇窗户,每层16扇,共计144扇。那时南京还没有玻璃,这些窗户都是用磨制极薄的蚌壳镶嵌封闭,算得上当时中国最好的采光材料,被称为“明瓦”。每当夜色来临,无论月朗星稀还是风高月黑,144扇窗户后面的油灯都会被点燃,彻夜不息。无论在城里什么位置,甚至在长江的渔舟之中、秦淮的画舫之内,只要你想要看到它,都可以看到这长明的佛塔,在漫漫长夜里为人们带来安宁、信心、温暖和希望。

    有明一代,大报恩寺因是皇家寺庙,地位崇高,普通百姓自然是难以涉足。明清易代,南京较少破坏,大报恩寺也得到了保护,并走向民间,成为南京人的集体记忆。清代小说《雪月梅》、《儒林外史》中,大报恩寺都是重要人物的活动场所,前者如此描写:“早又是中元佳节,这日是报恩寺的兰盆盛会,弟兄要同去游玩……到得寺中,大殿上建水陆道场,香气纷纭,游人如海。弟兄们四下观玩了一回已是早饭时候,就同到一个洁净面馆内吃了面,出去复到塔上游了一回,无非是一片繁华热闹。”完全是民间的家常与喜气。《儒林外史》更是多次出现大报恩寺的场景。顺治年间,官方甚至应民间要求修复了明嘉靖年间遭雷击焚毁的大报恩寺正殿。康熙皇帝南巡,两次登临琉璃塔顶,为之写诗作文,《修报恩寺塔初毕登之》写道:“塔势摇晨旭,凭陵上九霄。琉璃庄净域,金碧启香寮。地府三山近,江环匹练遥。隔窗云雾起,户户瑞烟飘。”既有尊崇也有自得。

    颇有意味的是,康熙第一次驾临大报恩寺时,跪迎接驾的僧人中有明朝皇族后裔、大画家石涛。石涛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明靖江王后裔,幼年遭变出家为僧,云游四方,以卖画为业。汪世清《石涛诗录》记载,石涛38岁时(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夏五月避暑西天寺怀谢楼”。其时,他所作的《秋涧岗影图》上题有:“性懒多病,几欲冢笔焚砚,刳形去皮而不可得。孤寂间,步足斋头,或睹倪、黄、石、董真迹,目过形随,又觉数日寝食有味。……己未夏五月避暑怀谢楼,湘源石涛济道人。”一年后,39岁的石涛“定居西天寺前面的长干寺”,长干寺即大报恩寺。石涛于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闰八月初住进长干寺一枝阁,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年初乘船离开金陵定居扬州,居金陵大报恩寺凡八年。在南京期间,他结识了程邃、戴本孝、孔尚任、龚贤、查士标、程邃、黄云、汤燕生等名流,相怀往还,触目皆是旧都风物,却已面目全非,家国身世,石涛感慨良多,创作了大量诗作和画作。1684年,康熙帝玄烨南巡至南京大报恩寺,石涛跪迎接驾,只是,在祖宗的皇家寺庙,在雄视海内的琉璃塔下,石涛“跪迎接驾”的已是异族的征服者:沧海桑田,山河依旧,大报恩寺的这幅场景已在时间之流中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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