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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本纪(3)



    奶奶说:“记仇两天,记恩百年。”

    意思是说,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儿,睡一夜到第二天就不必再计较了;别人对自己做一件好事,应当记一辈子。不记得奶奶和谁有过嫌隙,她不会对不起任何人。只记得奶奶一再提到,爷爷死后,父亲年幼,挑不动水,她每天用瓦罐去井上打水。一个夏天,连阴多日,村路上泥浆尺把深,奶奶双脚插进泥里拔不出来,没走两步,摔倒地上,沾一身泥水,瓦罐也摔破。老成爷看见,连说“可怜,可怜”,把奶奶扶进家。一会儿,挑来两桶水,赤着脚,裤子卷到膝盖上,半截腿都是泥。倒进瓦缸,扭头就走。那年隆冬,一天夜里,老成爷家灶屋失火—老成奶做黄酒,把酒坛放在灶膛边,为加温,挨酒坛了草末子,谁知草末子燃着了柴,灶屋立即起火。老成爷把棉被塞水缸蘸了水,盖在正房的房坡,才保住正房。老成爷喊救火时,父亲起床去了,什么也没救出,米面都烧光了。第二天早晨,奶奶说,囫囵籽儿粮食咋吃?湿被子夜里咋盖?不一会儿,我看见母亲抱两条棉被,奶奶用柳条筐提了半筐苞谷糁,里面放了一瓢小米,朝老成爷家走去,橘色的霞光洒满她俩头上身上。老成爷死后,奶奶仍不忘他的恩德,多次述说担水的事儿,和他的家人关系仍然热火。

    奶奶说:“椿头菜绾纂儿,老婆饿成黄脸儿。”

    这是说的荒春。椿树发芽晚,直到四月里,枝头才吐露出拢成纂儿状的青紫色的雏叶,那就叫椿头菜。这是麦熟前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大部分人家吃食都紧,常常挨饿。奶奶对饥饿的印象特别深,多次提起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饥荒,人吃人,小妞头上插根草在集镇上卖,一升苞谷就能买走。还说到三十一年(1942年)的饥荒,先是涝,后是旱,接着是蝗灾。蚂蚱飞过来把日头都挡了,满天都是黄的,落地里一片唰唰声,瘆人,一会儿就吃光庄稼,再去另一块地。蝗虫过后连一把草也没收,只土里的还没长成的红薯保住了。从秋后到次年麦收前,日子越来越难,饿死人没有数。

    奶奶熬过了那两场饥荒。

    衣裳破了,缝缝补补还能穿。没了吃食,不到七天就要死。奶奶最怕挨饿。

    老人家还说过一首儿歌:

    地里活,家里活,

    忙坏老头和老婆。

    拿根长绳拴日头,

    你想落,不得落,

    一天能干两天活。

    这应是“长绳系日”典故的农家版。庄稼人一年四季忙,冬天也不闲。父亲伺候牛驴,出粪,拉末子(即垫牛圈积肥的土),丢了筢子掂扫帚。母亲织布,缝补衣裳。奶奶除了外出弹棉花,就是纺线、缠线、络线,为织布做准备。奶奶没看过戏,没听过艺人说书,没去东邻西舍串过门。来了人,招呼坐下,就边纺线边拉家常,两不误。奶奶曾有一个比喻:庄稼人啊,就像牛,受苦受累、使死使活伸长脖子曳一辈子,直到走不动。人比牛强些,牛老死剥皮吃肉,人老死躺到坟里歇息。

    奶奶终生没走出过方圆十里。

    还记得奶奶说过有关政治的话。一次说:“毛泽东坐朝(我记得很清,她没说“毛主席”,而是直呼其名),好处是打死了崔二旦、老王泰(崔、王是我们那一带最有名的土匪、杆子),天下太平,再也不怕半夜来抢,来拉票儿。坏处是地都充公,一大群人一块儿干活儿,都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吃不饱饭活该。”上世纪50年代前几年,是奶奶一生最舒心的时候,全家男耕女织,日子红火。正是在1955年,我家又买了五亩地。可只收了一季庄稼,来了个“合作化”运动,拢进集体了。还有一次,听到拐爷惨死,奶奶说:“啥大跃进,不是跃进,是要命。”(在方言里,跃进的“跃”读“要”)自“大跃进”开始,家里没了锅灶,奶奶住进了敬老院,头几个月还能吃饱,后来就不行了……

    1959年秋期,我去卧龙岗上的一所专科学校上学,吃的当然是商品粮,每顿饭一个白面馍。1960年春节放假前几天,忍着饿每天省下半个馍,最后攒了三个馍,早饭后装进书包步行回家。离家70里,走到下午饿得迈不开步,吃了一个。下好大决心不吃,还是吃了。日落前到家,见奶奶睡在堂屋东间靠山墙的地上,铺的是麦草,一块坯上垫着旧衣作枕头,脸没血色,苍白头发蓬乱。我拿出馍,给奶奶一个,给父母一个。母亲掰开,让我吃了半个,另半个又掰开,给父亲一半。奶奶大口大口吃,一会儿就吃完了,唇上沾的碎屑也舔近嘴里。而后,切切地看着我,浑浊的泪顺眼角流下,滴湿土坯上的旧衣。我看见她的手指细而尖,瘦干的胳膊上条条青筋好似死了的蚯蚓。我后悔路上吃掉了一个馍……那是个惨淡的春节,没有馒头,更没有肉菜,只吃了一碗红薯面包红薯叶的饺子。一天后父母就让我回校,母亲恳求管食堂的大队干部,几乎跪下,给我要了一个红薯面掺糠蒸成的馍,路上作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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