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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声姐姐叫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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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孩

    国庆期间,正逢电影《黄金时代》热映。五日下午,我到三环附近的爱琴海影城去观看,本以为这部电影上座率能有五成就不错了。结果,走进影院看到黑压压的头影才知道,几乎满场。我坐在那里就思忖,这部描写女作家萧红的电影去年才演过小宋佳版本的,今年的汤唯版为什么这样火,其个中原因是因为萧红还是因为导演、编剧、演员的变化?

    我没想到,这部电影的片长竟然达三个小时。以至于在两个半小时后,妻子给我发来短信:电影完了吗?跟哪个美女在一起看的?我答复:大片,三个小时,美女熬不住,走了。事实是,在放映的三个小时中,观众没一个走的,仿佛在看一场电影欣赏课。

    回到家里,还沉浸在对萧红的印象里。妻子说,去年电影《萧红》你一连看三场,今年你准备看几场?我说,先看一场,如果有可能,再陪美女看一场。妻子瞪了我一眼,说,美的你!

    节日后上班,单位几个年轻的记者问我,红老师,看《黄金时代》没有?我说看了啊,你们也都看啦?她们说,去年您就向我们推荐去看电影《萧红》,今年要是不看,您准会说我们缺点什么。我说,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去年推荐看《萧红》,是想让你们了解那个时代,一个女作家传奇而又多舛的人生。今年推荐,是想让你们看一下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前者是内容,后者是形式。

    “红老师,您告诉我们,您究竟喜欢萧红什么?”记者A问道。

    “红老师,如果您生在那个时代,你是否会爱上萧红呢?”记者B问道。

    “红老师,萧红跟鲁迅先生产生爱情没有?”记者C问道。

    面对年轻记者的提问,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回忆当中。

    我是一九八四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那时我在北京郊区农场的一所中学读高一。某一天,我遇到农场幼儿园一位喜欢文学的老师,她跟我提到她正在看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她还说她喜欢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萧红的《呼兰河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萧红的名字。几天后,我到学校的图书室去借《呼兰河传》,结果老师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无奈,我只好到农场的图书室去问。图书室的管理员见我是个学生,就说你不是职工,图书不外借。我说,那我能看看《呼兰河传》的样子吗?图书管理员见我一脸的天真,就说好吧。他转过身走到里间屋,只用两三分钟就把《呼兰河传》找到了。我双手接过《呼兰河传》,当时的心情用激动是不足以形容的。我翻了几页,然后几乎用乞求的语气说:叔叔,您能借我三天吗?第四天我保证还您!图书管理员说,我没这个权力啊,万一你弄丢了可怎么整?你最好能找个大人替你借一下。我听后脑子有点懵,我母亲虽然是农场职工,可她要来机关得走四十分钟,这可把我难住了。这时,农场工会一位热爱文学的领导从图书室门口经过,因为都喜欢文学创作,我们见过几次面,于是我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冲他喊了一声。工会领导听到我的叫声,回头一看是我,就惊奇地问我来干什么。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他听后很痛快地对图书管理员说,就以我的名义借,书丢了我负责。

    到现在我都很感激农场工会的那位领导,尽管他在与我后来的交往中有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从《呼兰河传》书后的借书登记中,我知道我是农场里比较早阅读这本书的人,至于农场幼儿园里那个老师是如何看到的,我不得而知。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初读《呼兰河传》时,并没有读出其中的好,或许是因为在农村长大的缘故吧,对于书中的乡村描写,觉得很是一般,当时甚至想,如果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一个月就能写出一本《呼兰河传》来。然而,等我真的写一本叫做《青春的答卷》的长篇小说时,生活阅历尚浅的我写到七八万字,怎么绞尽脑汁也憋不出故事来了。但不管怎么说,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在我青春年少时催生了我的文学梦。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秋天,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我所在的朝阳区文化馆举办了“金色的秋天”文学作品征文活动。我虽然没有投作品,可在农场一帮文友的带领下,我还是出席了颁奖会。那天,前去开会的人很多,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辉煌的时期,各地的文学活动都很狂热。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为获奖者颁奖、讲话、签名的三位名家分别是萧军、袁鹰和韩少华。萧老那天穿一件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像个炼钢工人,说话声若洪钟,按现在的说法,特有大腕儿的范儿。我坐在较为偏僻的地方,只能远远地翘着脖子听三位老师讲话。在萧老讲话时,有人小声议论说,萧军的第一个夫人是萧红,写《呼兰河传》的那个三十年代女作家。我一听萧红和《呼兰河传》马上来了精神,很想对议论的人说我知道萧红,最近刚看过她的《呼兰河传》。可我没有那样做,我多么珍惜能够亲耳聆听到萧老的讲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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