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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和法院(7)



  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则。但一说到“学术研究”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个极端说起。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来分析。他在那里写道:

  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我说,这里讲的全是“好话”,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戏剧美学》,更何来“卷帙浩瀚”?一个人书写得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来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个学者能对某种文化作出“最终的探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朱熹、王阳明都不能,你怎么轻易地加到了我的头上?

  我劝他仔细想想这种奇怪的吹捧和后来奇怪的诽谤之间的共通关系。

  这次庭审结束之后,被告又几度被法院从湖北传唤到上海,我就不出场了,一切由鲍律师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报纸上说自己清贫,付不出官司的赔偿款项,更动了恻隐之心。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还问鲍律师,如果到时候判下来了,他拿不出赔偿款,法院会怎么做?鲍律师说:“强制执行,一点儿也不会客气。”

  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赔款了,光让他道歉就成?

  鲍律师说,这岂不就成了调解了。

  我说,那就调解吧。

  法院听说我有意用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要被告写一份调解草案。被告在调解草案上表示,会在他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几家报刊上发表致歉声明,他还把这些报刊列了出来。我对鲍律师说:“到报刊上一家家发表致歉声明也得花不少钱,我们干脆好人做到底,只让他在法庭致个歉,不要他在报刊上一一致歉了。”

  那天,当鲍律师向法官转述我这个意见时,连法官也很惊讶,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被告道歉,承认所发表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我宣布放弃赔款要求,但全部诉讼费用还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数字很小,我问过。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事毕,走下法院台阶时鲍律师问我:“不让他登报致歉,文化界舆论仍然不知真相,怎么办?”

  我说:“这些年来,那些人从来不会对我说好话。既然他们不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们知道不知道真相。”

  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后在社会上、媒体间乱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

  我说:“希望他不会。如果他不会,我也不会在文字间提到这件事情。但这位先生,确实有点难说。”果然,后来被告在湖南卫星电视上乱说这个案件,连我的主诉内容“孙维世命案”都掩盖了,还在重复所谓研究李白不必向李白调查的可笑自辩,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最近他又宣称还将就此写一本书。这本应重新起诉,但我还是再一次原谅了他,只是不得不在这里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考虑到他毕竟曾经向我正式道歉,仍隐其名。

  我与鲍律师边走边说,已经从法院边门走到马路上。临别,鲍律师站住,郑重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起诉背后那个人?”

  他说的那个人,当然是指多次给我制造了重大的人生灾难的金牙齿。

  鲍律师知道,我这次起诉被告,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有关金牙齿非法窝藏和散布整人材料的证据。现在,证据拿到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之怨。但这个金牙齿,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横贯几十年的“新仇旧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记他,但他总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你眼前。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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