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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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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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