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纔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象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