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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斯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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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间。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青菜萝卜便宜,一斤要差好几分,一个月下来好几角,我算过。现在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来上下一致,你也没有抵触情绪,这很好。鉴定要做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四个等级的学生有分工,第一等级的参加鉴定组;第二等级的参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级的参加社会大批判;第四等级的继续审查、关押。”

  余:“什么叫社会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针对大家都认识的那些领导、教师,指名道姓,一针见血,你们立场没有转变,做不了。社会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说什么不好你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看。”

  余:“社会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吗?”

  尹:“那倒不一定。听我们队里的小王师傅说,报社要批判几个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要我们学校也弄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听说报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钱就能买一个荤菜……”

  余:“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哪些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听说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声音嘀咕开了:“毛主席也真会记恨,其实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么远,他老人家又那么忙……”

  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接近正常逻辑,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缘分,就此结束了。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得那样,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我的脚被粘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滩。

  外滩当然来过,但居高临下地俯矙还是第一次,那番宏伟静寂的景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离开上海,便找了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与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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