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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黑边眼镜的青年(2)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纔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纔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橕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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