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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母亲老了。

  似乎是一夜之间,母亲头发花白,牙齿残缺,脸上松弛而干燥,布满黄褐色的斑;步履缓慢小心,跟我记忆中的形象实在是大相径庭。我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但每次回家探望母亲,内心深处都不免涌上阵阵悲凉和酸楚。

我的母亲

  在古人眼里,我实在算不上孝子。母亲熬到今天,我不知道她怎样看待儿子出外谋生,只是我一直很想让母亲晚年过的舒心一些,可是我至今未能如愿。这倒不是我缺衣少吃,光阴过得不如人,其中的滋味也就唯有自己知晓。

  更深人静,想起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情景,真是悲喜参半,终生难以忘怀。

  母亲是十七岁来到苏家的。嫁给父亲的时候,我不知道母亲的心情如何,因为父亲家里那时候很穷,别说像样的房子,就连生计也是很成问题的。就这样母亲前后共生了六个儿女: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夭折了,第二个就是大哥,我是第三个,下来就是我的妹妹,妹妹后面是两个弟弟。在一个国家极端困难的时代,母亲能够把我们五个姊妹拉扯成人,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说来也怪,我对童年的记忆十分模糊,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但对母亲安排我们填饱肚子的事却格外清楚。记得每天放学回来,母亲便打发我们给猪拔草,回来才会分给我们每人半碗炒面。那是怎样的美味佳肴啊!大家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用舌头舔,一会还要看看谁剩的多。我因为年龄比弟妹们大一些,总会想法子让他们吃得快点,早点吃完,然后我再戏弄他们,哄她们满院子追我。这时候,母亲总是流露出难过的神情,拢一拢头发,默默地转身去做别的家务。

  母亲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孩提时听别人说书,总是听一遍就记得清清楚楚,连舅舅也夸她记性好。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母亲说她童年的事,比如说外姑奶奶晚上说故经,什么王祥卧冰捞鱼给生病的母亲吃,什么画上的美人儿走下来给下地干活的穷小子做饭;土匪又把谁家抢了,还放了火,差点把人烧死;在太阳底下和小伙伴比谁的眼睛好,能看见太阳婆婆;过队伍的时候来到院子的军人说话如何南腔北调,如何“老乡老乡”叫个不停,如何等不得锅里的水滚开舀起就喝……她常说的是那时候雨水好,庄稼好长,洋芋像枕头大,骆驼最多驼四个——外爷怕把骆驼压坏;山坡上到处是野沙葱,顺手捋一把塞在嘴里,真香,可是外爷总不让她们吃,怕把肚子吃坏。我听着听着,禁不住问:“妈,那你咋不把枕头大的洋芋给咱家拿来?”母亲听了直乐:“瓜子,那是妈小时候的事,咋拿?”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这时,弟妹们早已经响起了轻轻的鼾声。

  母亲是个正直的人。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母亲隔着矮墙和姓石的邻居吵架,大意是说他做事情要过得去,不要把事情做绝,“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母亲说。姓石的当时是生产队的队长,为人瘪贼势利,常常克扣或故意压低别人的工分,没少占生产队的便宜,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但母亲不怕,说话有理有据,语气铿锵有力,姓石的半天犯不上话来。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姓石的路上遇着母亲,明显客气了许多。后来我回老家和母亲聊天说到这事,母亲笑笑:“那也是没法的事情呢。”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很看不起那种人的。

  母亲很要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半句气馁的话,她看上去总是很乐观,就算缸里的米面剩不多了,她也只是淡淡地跟父亲说说,好像不算什么。但她对我们的上学十分看重,常常鼓励我们要抓紧念书,“念书不成,一世受穷。”尽管那时候我们并不懂母亲说这话的含义,但知道不好好念书是不行的。我和弟妹们上学的时候,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真可以说是全民皆饿,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尽管那时的学费很低,但每年要一口气供四个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母亲为了我们能按时到校报名,从老师手上领上新崭崭的课本、作业本,偷偷养了两三只母鸡,等鸡下了蛋,想法子卖了,再把钱存起来等我们用。

  尤其是母亲为了我念书,更是遭受了许多别人很难想象的考验和屈辱。我天资一般,虽说比《儒林外史》上的那个范进强点(老范六十岁才中了个举人),但也强不到哪儿去。我知道经济拮据对母亲来说并不算什么,难就难在她得顶着不少人的闲言碎语,甚至轻蔑的眼神。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我后来上了大学,这种压力依然存在。一次母亲接到我上学告急的信,就赶快给我找钱,无奈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母亲便出门向村里人借,这一借竟转了二十几户人家,最后才在一位本宗的堂爷那里借了二十块钱,说好方便的时候一定尽快还来。期间母亲遭受到的势利小人的羞辱令我终生难忘。可每逢我谈及这事,母亲却总是淡淡一笑,说那算啥,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常年身上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连襟外套。我相信天下的母亲都是爱美的,可是在那样遭罪的年月,天知道母亲的心里究竟装着多少委屈、辛酸和无奈。

  母亲天性贤惠,日子再难也要自己撑持。父亲那时为了多挣工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生产队设在宝积山、大水头、红会等地的副业队,一年当中回不了几次家,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全由母亲一人承担,照顾我们、喂猪、进自留地、抽时间挣工分等等,真是没少受罪。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半句母亲埋怨或责怪父亲的话,晚上吃完饭,煤油灯下总会说你爸回来给你们带洋糖吃,于是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眼巴巴盼父亲快点回来。

  父亲回来了。母亲最要紧的事似乎就是赶紧给父亲做饭。父亲这时靠墙坐在炕上,满脸笑容,我们则围着父亲大声嚷嚷,不是使劲从父亲兜里淘洋糖,就是争着站在父亲的大脚背上左右“倒拉”。母亲看我们闹得厉害,父亲又不制止,才会假装生气叫我们消停。

  扯白面拉条子是母亲的拿手好戏,扯好面,下在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在碗里,放上清油葱花,拌上踏好的蒜泥,滴点醋和酱油,然后端给父亲——那个香啊,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尽管我们一个个闹着要先吃,可母亲不让,非要等父亲吃过了才给我们,等轮到母亲时,她往往只能喝点面汤。

  母亲得过两次大病,据说两次都差点要了她的命。父亲很担忧,总是寸步不离。一次病情很重,父亲立马背母亲到村外一个姓彭的医生那儿救治,医生检查完,责怪父亲说再迟一时半会,母亲的命能不能保住,就只好靠神仙了。奇怪的是,至今母亲都不知道自己当年得的到底是啥病,似乎说是“旱”病,我疑心是伤寒之类的病,不知道当年那位乡村医生是怎么诊断的。至于两次大病所花的费用,我没有问过母亲,也不好想象,总之那时候家里实在贫困,无论如何是不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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