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诸方面(2)

　　洗脑是一个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也就是说，洗脑者蓄意行为的实质就是洗脑。这种目的未必就是恶意的——洗脑者可能由衷地认为被洗脑者将从“再教育”中受益——但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恶意则是由看问题的角度决定的，所以敌意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行为是否是有意的，并且是为了改变被洗脑者而施行的。

　　

　　然而，有目的地试图改变他人思想本身并不构成洗脑，否则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就得把所有律师逮捕了（在英美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改变陪审团成员和法官的想法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了解“洗脑”这一概念的另外三个重要方面。

　　

　　

　　认知差异

　　

　　

　　首先，与旧信仰相比，新信仰具有一种陌生感。试想，如果一个狂热的足球迷宣称，他被洗了脑后才认为他所在球队的队长事实上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这或许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同情或兴趣。但是，一个被绑架而后因武装抢劫被捕的美国年轻女继承人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帕蒂·赫斯特优越的出身背景与共生解放军的理想之间的差异太大，以至于在她受审时“洗脑”成为了一个很受重视的解释。

　　

　　其次，在当前环境下，洗脑受害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新获得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对于在集中营里接受改造的战俘来说，接受特定的信仰体系是他们唯一有望免除折磨的办法。就像通过其他常规方法获得的信仰一样，通过洗脑而得到的信仰或许不能真正惠及其信仰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是有害的。

　　

　　

　　时间尺度

　　

　　

　　信仰和性格伴随成长而不断变化。我现在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的看法和我年轻时就是完全相反的。我是不是被成人世界洗脑了？不。我仅仅是长大了，慢慢地接受了其实根本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事实。但是，再来看我的朋友基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如果基斯消失了一个月，然后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重新出现，那么我可能怀疑他被什么人施以了某种不正当的影响；但如果我十年没有见他，那我很可能将这个转变归因于自然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新旧信仰转变的时间越短，被洗脑的可能性就越大。

　　

　　

　　权宜之计

　　

　　

　　最后，正如之前提到的，洗脑（当它不是用作贬义词使用时）通常是一个“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一般是在其他概念都解释不通的时候，我们便会使用“洗脑”一词。比如，在帕蒂·赫斯特案例中，她是否被洗过脑的争论源于一种差距，即她作为典型资本家后代出身和表明自愿加入激进暴力左翼集团之间的差距。

　　

　　我们还需要把洗脑的另外两方面考虑进去。第一是信仰的力量，以及在洗脑过程中和洗脑之后，被洗脑者在新观念受到冲击时所作出的情感反应。例如，应对邪教受害者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新信仰和极端情绪状态有关。理智地挑战这一信仰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是相当困难的。被洗脑者对任何挑战都持有敌对态度，并拒绝参与理性辩论；他们认为新信仰是“神圣的”，是理性所不能及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想法，但被洗脑者的敌对反抗却是极端的。新信仰的内容也可能使局外人感到怪诞不已——尽管这又仅仅是一个视角问题。

　　

　　一般认为，洗脑就是从一个坚定信念转变为另一个的过程。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因了解遭受洗脑的人而感到震惊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最初的美式生活方式的信仰与那些洗脑之后的人所接受的信仰是一样坚定的。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主宰。在一个刚赢得战争，并且自由和个人主义是重要思想的相对自由的社会中所持有的信仰，并不需要像那些认为自己受到外界威胁的专制社会中那样坚定不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持有坚定思想的人，其强烈的观念也会随时间渐渐淡化，通常还伴随着极度困惑以及偶发的心理疾病。

　　

　　第二个方面是使用武力和恐吓：即强制劝说过程中所用到的强制措施。尽管在洗脑过程中会经常实施武力，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相反，许多邪教会向他们的受害者示好，而不是采取暴力。况且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暴力，其实也是相当困难的，就像帕蒂·赫斯特案一样。最值得令人关注的是：某些声称自己被洗脑的受害者，实际上是非常崇尚自由意志的，并且习惯于自己选择命运，而不是被他人胁迫。

　　

　　接下来的案例清楚地展示了洗脑的这两个方面；同时也证明了亨特所提出的洗脑技巧大多都是以古老方法为依托的，尤其是在刑讯方面。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洗脑案例，它发生在“洗脑”一词诞生的四个世纪之前。其受害者是英国新教大主教及神学家托马斯·克兰默。

　　

　　

　　案例研究：托马斯·克兰默

　　

　　

　　克兰默大主教是一名学术大家，也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新教改革家。在亨利狂暴的天主教女儿玛丽继承英国王位之后，克兰默在1553年9月14日被遣送到了伦敦塔。生于1489年的克兰默，已年过六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人。他被判为叛国罪，并处以死刑，

　　

　　

　　

　　而11月13日审判那天却没有被告律师出席。但由于他在新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玛丽政权的软弱，他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他反而成了系统地进行试验的目标，最后使得他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且皈依天主教。

　　

　　

　　

　　1554年3月，克兰默同狱友拉提美尔和里德利主教被遣送到了牛津。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去世的两年间，克兰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生活质量上发生了重大而不可预料的变化。他被笼罩在他人的势力之下，被剥夺了自由以及读书的特权。他所信赖的密友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