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老年生活的无聊与无助(2)

　　

　　“MSNBC？你是自由主义者吗？”

　　

　　他笑了：“是的，我是自由主义者。如果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说他是自由党的话，我会投票给他。”

　　

　　稍晚些时候，他会进行锻炼，跟助手一起在楼道里走走，天气好的时候，则到户外活动。这对他很重要。在他生活在辅助生活中心的最后几个月，员工让他坐轮椅，理由是考虑到他偶尔会头晕，走路不安全。他说：“我厌恶那个椅子！”佛罗伦斯中心只好让他丢掉了轮椅，建议他试试助步车。“这件事是我主动推动的，我挺为之骄傲的。”他说。

　　

　　中午，他和同屋的其他人一起围着大桌子吃午饭。下午，如果没有牌局或者别的安排，他就读书。他订阅了《国家地理杂志》和《新闻周刊》。他还有自己的书。最近他刚读完了罗伯特·卢德拉姆（Robert Ludlum）的一本惊悚小说。随后他又开始阅读一本讲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

　　

　　有时候，他会用他的戴尔电脑看YouTube上面的视频。我问他喜欢看哪些视频，他给我举了个例子。

　　

　　“我很多年没去过中国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没去过了，“于是我说，让我去一趟成都吧。成都恰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几千年的历史。于是，我打开了电脑，敲入‘成都’二字，马上我就参观了整座城市。你知道那儿有犹太教堂吗？我不时发出惊叹声！电脑会告诉你这边有一座，那边还有一座。我迫不及待地在整个城市跳来跳去。”他说，“一天过得很快，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喜欢躺在床上，戴上耳麦，用电脑听音乐。“我喜欢夜晚宁静的时光。你会觉得惊异，一切都那么安静。我听轻松的音乐。”他会点开潘多拉音乐电台（Pandora），听软爵士乐、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或者西班牙音乐——想听什么就听什么。“然后，我会躺下思考。” 他说。

　　

　　有一次去看路的时候，我问他：“什么使得生活对你有价值？”

　　

　　他没有马上回答。

　　

　　“有时候，我会觉得时间到了，那也许是我情绪低落的某一天，”他说，“你 知道吗，够了就是够了。我会对我的谢莉蛮不讲理。我会说，在非洲，一旦人老了，不能干活了，人们就会把他扔到丛林里，给野兽吃掉。她觉得我在犯傻。不！我说，我已经做不了任何贡献了。我尽在花政府的钱。”

　　

　　“我不时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又会慢慢想通，嘿，事情就是这样，顺其自然吧。如果他们愿意你活着，那就活着吧。”

　　

　　我们在厨房外的起居室聊天，两侧是高到屋顶的窗户。那是夏秋之交，白色的光线依旧温暖。我们看得见下面的切尔西镇，远处是波士顿港的布罗德湾，周围是海蓝色的天空。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的人生故事了，这时， 我突然觉得，记忆当中，我第一次不害怕到达生命的这个阶段。路94岁了，这当然没什么有趣之处。他的牙齿就像被推翻的石头，全身每个关节都痛。 他失去了妻子和一个儿子，不依靠助步车他已经无法走动（他的助步车前面的脚踏板上塞进了两个黄色的网球）。他有时候会犯迷糊，忘记谈话的主题。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还有个位置，他们仍然希望他活着。这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同样的待遇。

　　

　　对疾病和老年的恐惧不仅仅是被迫忍受对种种丧失的恐惧，同样也是对孤独的恐惧。当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他们就不再要求太多。他们不再寻求更多的财富，不再寻求更多的权力。他们只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允许保留塑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作出选择，维持与他人的联系。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衰弱和依赖排除了这种自主性的可能。但我从路，从露丝·巴雷特、安妮·布雷弗曼、丽塔·康恩以及其他很多人的事例中了解到，这是非常可能的。

　　

　　“我不担心未来。”路告诉我，“日语里有‘业’（Karma）这个词，它意味着，如果事情要发生，那么，我做什么都无法阻止。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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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更多信息，请参阅埃伦·兰格的专念三部曲《专念》《专念创造力》《专念学习力》，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在我开始思考老年病人（跟路·桑德斯和其他那些人非常相似的人）未来的命运之前，我从来没有走出过外科办公室，试着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但是，一旦我看到了老年护理正在发生的改变，其依据的简单的洞察力，以及对于医学的深刻意义，包括发生在我办公室的情况，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一洞察力就是，无论是由于年龄还是健康不佳所致，随着能力的衰退，要使老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往往需要警惕认为医学干预必不可少的想法，抵制干预、修复和控制的冲动。不难理解，这种思想对于我日常行医中遇见的病人有多么重要——他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遭遇死亡。但这也引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