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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的额吉(5)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丧,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秘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80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呵,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记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1968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结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Arban Jurγan-u saran-u gegen tang-?观s oro Ju irele

    Alhun alhun tan-u aisui Jam-du ?sün boi Jiγsan bi m?n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Horin naiman Jil-un teren nutuγ-tu mori mini Joγsōd yabuhu ügei

    Hū cin-iyan emüsügsen ta bol aγü tōnu dotura ba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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