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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文学所(外)

30年文学典藏散文卷(全文在线阅读) > 初进文学所(外)

    许志英

    1960年9月9日,黄维钧来到我家,这是我俩8月底离开复旦前夕决定的,一起去北京。他分配在全国文联戏剧家协会,我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在我家住了三个晚上,十二号清晨由句容赴南京。我们在孝陵卫下车,走到中山陵去游玩。中山陵的建筑很有特点,我们拾级而上,瞻仰了中山先生的灵堂。

    下午五点我们在下关车站买了晚九时去北京的特快车票,第二天晚七点多到了北京。问了个警察,他告诉我们东单有旅馆。那个旅馆叫渤海旅馆,每个床位一元钱。十四日清晨,我打电话到文学研究所,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她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东单。她告诉我东单离建国门很近。乘了两站车,下车以后找到文学研究所,接待我的是刘建波。

    大概是9月下旬,何其芳召开迎新座谈会。当时何其芳讲些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会议快结束时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提出个问题:“其芳同志,请你谈谈如何才能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其芳同志说:“只要你认认真真地读一百部古今中外名着,你的文学鉴赏水平一定会提高。”十七人的迎新座谈会来了十六人,后来知道张炯因事没有来。

    现代文学研究室的组长是唐弢先生,他主编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国内高校招来六位进修教师,讨论现代文学史的章节安排时,我说了一句将某某和某某作家放在一起是有点“不伦不类”,有人认为我说这句话有点傲气。初进文学所,我与来自北大的殷晋培兄很快熟悉了。到星期天,我俩有时还去王府井逛街。

    当时我们在学部食堂吃饭,已经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第二年了,很少有荤菜吃。在复旦读书时,粮食不定量,到所里后,每人每月定量二十八斤,米票与杂粮票各六斤,面票十六斤,我经常以面票和北方的同事换米票。当时吃不饱,经常有饿的感觉,对食堂恋恋不舍。10月6日,学部将从各个高校新来的一百五十余人派到大兴县去挖鱼塘,所挖鱼塘有六七亩地大,将近两米深。学部领导以为只要挖好了鱼塘,就可以养出鱼来了。其实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多少年谁也没有见到养出什么鱼来。记得挖鱼塘时,我在屋外的野地出恭,看到一只一斤多重的刺猬,我捉回屋,弄干净后,放入一点酱作调料,在一只大碗里蒸了近两小时,同房间的五个人都吃了,大家连呼“好吃,好吃”。我与殷晋培抬一筐泥,每筐足有一百八十多斤。我是农村出身,当时年纪还轻,并不感到吃力。想不到殷晋培也能顶下来。我问晋培:“你是怎么炼出来的?”他说:“是挖十三陵水库锻炼出来的。”晋培是上海人,家里有粮票支援他,每次吃中午饭,他都买一个窝窝头(山芋叶与玉米粉混合成的)带到工地,休息时两人共享。还有一次,星期天休息,我们到离工地有七八里路的地方赶集,他在饭店买了大白菜煮粉条三四碗,一斤多米饭。我们一扫而光,然后又到村边茶馆喝茶。我生平第二次有胀得慌的感觉,大半夜也没有睡着觉。(第一次是在十二三岁过除夕吃半夜餐,吃了一碗粉丝,胀得半夜未睡着。)挖完鱼塘回学部大概是11月15日,正值北京单位供暖气。因为挖鱼塘是重体力劳动,后期有三四十人浮肿,我的体重由一百一十七斤减至九十七斤。1961年7月回乡探亲,看我瘦成这样,小舅父怜惜地说:“要不是工作,我就叫你回来了。”但回来就好么,家里正在吃“三粮三”(每人每月十斤稻子)。我的妻子1960年夏体重仅有八十二斤,两个半桶水都挑不动。

    到了1961年10月6日,我们去颐和园附近的中央高级党校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记得我与唐弢先生打的去的,车资六元,每公里0.25元。原先那儿的编写组有王瑶、刘绶松、刘泮溪、李文保、严家炎诸位同志,编写组有些矛盾。周扬调唐张去当主编,矛盾才平息下来。

    在那里,每人每月吃两斤油,两斤荤菜。荤菜少有鱼肉,常吃的是冷冻的鸭子,我们叫它“橡皮鸭”。除了老专家外,每人每月二十四元伙食费,个人付一半。我一个月吃下来,体重就增加了近十斤。吃完晚饭,我们就打康乐球,我与吴子敏配对,打得相当好。刘绶松先生与刘泮溪先生打康乐球认真却稍嫌笨拙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虽然他们已过世几十年了。刘绶松在“***”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于1969年宣布“从宽处理”时,他与夫人在床边上吊自杀,以示抗议。1961年世乒赛,我们还到王瑶先生家看了决赛。王瑶先生是山西平遥人,他抽的是烟斗,烟丝是自己加工的,喜欢喝茶。他戏称自己是成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先生平易近人,豁达通脱,学识渊博。如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往往举一反三,直到你弄明白为止。后来回所后我们编《中国现代文学年表》,我到清华大学查资料,还在他家吃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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