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第十三章　衣食住行(15)

古民间之往来不盛，故道途宿息，及既至后之馆舍，皆须官为措画。268《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遗人职云：“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委人职亦云：“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掌讶职云：“若将有国，宾客至，则戒官修委积。”又云：“及委则致积。”怀方氏职云：“治其委积、馆舍、饮食。”《管子·五辅》亦云：“修道路，便关市，慎将宿。”《觐礼》：天子有赐舍，《曾子问》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其事也。《杂记》：“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为也。私馆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觐礼》又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子工商。”盖无特设之客舍，故各就其家馆之。《聘礼》：“有司入陈。”《注》云：“入宾所馆之庙，陈其积。”案古庙寝同制，故可以舍客。民间往来，当亦如是。《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此客舍必是民家。若关下官所为舍，则本非有符节不能止宿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曰：“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此逆旅亦必是民家，若专以宿客为业，官自可加以封禁也。《史记·扁鹊列传》：“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索隐》引刘氏云：“守客馆之师，故号云舍长。”此客馆似是专业，然此等似不多也。《商君书·垦令篇》：“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当时之秦，未必有专营客馆者，盖亦民家以此牟利，故欲返诸农易也。

操舟之技，北不如南，内地又不如缘海。案《左氏》僖公十三年，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史记》亦云：“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见第九章第三节。《战国·楚策》：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捍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似西北操舟之技，亦已甚优。然北人徒涉者甚多，可见其济渡尚乏。269案古济渡有二法：一以船自此岸渡至彼岸，诗所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者也。此法见于记载者甚少。二以舟自此岸接于彼岸，人马行其上。《尔雅》云：“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公羊》宣公十二年《解诂》同。《诗·大明疏》所谓“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者也。古人所以如此，盖缘其造桥之技颇拙。《孟子》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咸。”盖仅能于水小之时，架木为桥，水大即不免断绝，故不得不如此。然亦由其行舟之技尚拙，舟船较少故也。《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论语·宪问》曰：“深则厉，浅则揭。”此皆所谓徒涉。《易·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此则所谓“以车载而渡之者。”《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礼记·檀弓》曰：“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祭义》曰：“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左氏》哀公十五年，芋尹盖谓吴大宰嚭曰：“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荀子·天论》曰：“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大略》曰：“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则古过涉灭顶者甚多，《易》所由取为大过之象也。《吕览·过理篇》言：“纣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注》曰：“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视其髓，欲知其与人有异否也”此即伪《泰誓》“斮朝涉之胫”语所本。《战国策·齐策》云：“有老人涉蓄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正因战国时徒涉者甚多，乃以是附会纣之恶耳。巴蜀之文明，多受之于楚，其长于操舟，未始非东南人之教也。中国与海外之交通，自汉以后乃有可征，然燕、齐之民，当先秦之世，散布于辽东西者已甚众。史记封禅书言，齐威、宣、燕昭王，即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山，据近人所考证，实为今之日本。见冯承钧译《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商务印书馆本。然则先秦之世，燕、齐之人，航勃海者已盛，故能有此传闻，其散布辽东西，未必非浮海而往矣。然北方诸国，未闻有用舟师者，至南方，则吴徐承帅舟师欲自海入齐。270《左氏》哀公十年。越王勾践亦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而吴、楚水战之事，尤不可一二数。入郢之役，楚所以大败者，亦以吴忽舍舟而陆，卒不及防也。海外黑齿等国之见知，必南方航海者所传述也。《禹贡》九州贡路，皆有水道。于扬州云，“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此正吴徐承、越范蠡、后庸所由之路，此亦见《禹贡》为战国时书。知缘岸航行，南人久习为故常矣。而东南沟渠之贯通，尤足为其长于舟楫之证。《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左氏》昭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亦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北属之沂”，误作“北属蕲。”案越乱既闻，王孙雒曰：“齐、宋、徐夷，将夹沟而我。”夫差既退于黄池，又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可见当时水道所通甚远。苟，《吴越春秋》作骆，当即《国语》上文之王孙雒，苟乃误字也。盖自江至河，水道几于纵横交贯矣。果谁所为不可知，古水利修治，沟渠到处皆是，连属之而为可以通舟之漕渠，初不难也。而其较大之工程，明见记载者，为徐偃王、吴夫差。徐偃王事，见第八章第八节。可知舟楫之技，东方长于西方，东南尤长于东北也。此已开后世恃江河为大动脉之先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