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第十六章　结论

中国夙以崇古称。昔时读书之人，几于共仞三代以前有一黄金世界，今则虽三尺童子，亦知笑其诬矣。虽然，昔人之抱此见解，亦自有其由，不得笑为愚痴也。人必有其所蕲至之竟。所蕲至之竟，大抵心所愿望，非必事所曾有也。然无征不信，立教者往往设为昔曾有是，以诱导人。即微立教者，合众人之心力，亦自能构成一实竟，以自慰藉，自鼓励。佛教之净土，耶教之天国，皆是物也。一人之所愿欲如此，一群之所愿欲，亦何独不然？昔所谓唐、虞、三代云者，则言治化之人，所蕲至之竟耳。身所经历，有不满者，辄虚构一相反之竞，而曰：三代以前如是，此犹今之自憾贫弱者，有所不满，辄曰：并世富强之国如何如何，其说原不尽实，然亦究非如天国净土等说，全出于人之虚构也。治化之升降，必合役物以自养及人与人相处两端言之。以役物之智论，后人恒胜于前人。以人与人相处之道言，则后世诚有不如古昔者。无怪身受其祸之人有此遐想也。中国社会之迁变，可以《春秋》三世及《礼》家大同、小康之说明之。《春秋》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礼家则说大同降为小康。小康之治，迄于成王、周公，盖以自此以后为乱世。《礼》家慨其递降，《春秋》。欲逆挽世运，跻于郅隆。其所谓升平者即小康，所谓大平者即大同，无足疑也。《春秋》之义，虽若徒存愿望，《礼》家之说，则实以行事为根据矣。然则《春秋》之义，亦非虚立也。孔子所谓大同者，盖今社会学家所谓农业公产社会。斯时之人，群以内既康乐和亲，群以外亦能讲信修睦。先秦诸子所知之治化，盖以此为最高，故多慨慕焉。如老子所云郅治之世，亦即孔子所谓大同也。然当斯时也，治化下降之机，即已隐伏于其中。盖世运恒自塞而趋于通。隆古社会，因其处竟之不同，仁暴初非一致。其相遇也，或不免于以力相君，则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殊，而入于小康之世矣。治化之前进也，非一日可几于上理，而固有之良规，亦非一朝夕之间所能尽毁，大同之世之规制，留遗于后者，盖犹历若干时，此其所以获称小康也。其后在上之人，淫侈日甚。外之则争城争地，甚或以珠玉重器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内之所以虐使之苛取之者亦愈甚。耕作之术稍精，所治之土益狭，于是有所谓井田。井田，昔之论者以为至公，实则土地私有之制之根原也。耕垦之事既劳，益知人力之可贵，而奴婢之制，亦于是起焉。其尤甚者，则为商业。交易之道，所以使人分工协力，用力少而成功多。然相扶助之事，而以相朘削之道行之。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之世已然，至有所谓商人者兴，而人之相朘削乃愈甚矣。于是谋交易之便，而有所谓泉币。泉币行而物之变易弥易，人之贪欲滋甚。终至公产之世之分职尽坏，人不复能恃其群以生，群亦不复能顾恤其人，一听其互相争夺，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记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苟以是为治乱之衡，后世所谓治平，如汉之文帝、唐之大宗之世，亦曷尝能免于大乱之讥乎？宁复有人，敢县《礼记》之所云者，以为治乱之鹄，而讥汉、唐之治为不足云者乎？然人之不甘以“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为已足也，则其心卒不可移易也。亦曷怪其县一竟焉，以为想望之鹄乎？故曰：昔人所抱之见解，未可尽笑为愚痴也。然欲至其所至之竟，必有其所由至之途。徒存其愿而不审其途，将如说食之不能获饱。惟社会组织之迁变，为能说明社会情状之不同，他皆偏而不全，而历史则所以记载社会之变迁者也。举国人乡所想望之竟，稽求其实，俾得明于既往，因以指示将来，此治古史者所当常目在之者也。不然，所闻虽多，终不免于玩物丧志而已矣，抑无当于史学之本旨也。

[1]史籍：多藏人家，人当作民，史记独藏周室，周室苞诸侯之国言。

[2]时代。

[3]史籍：史籍理论上之分类。

[4]古物：爱好古物之始。

[5]学术：《七略》实惟诸子、诗赋两类。

[6]经学：古文诗诗皆能得其作义，又无不与政治有关，不可信。

[7]经学：易可苞言理、言数两派。

[8]经学：《易》为古哲学公言，知此则今文《易》说，亡而不亡。

[9]封建经学：春秋前国少，后国多，乃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