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第十二章　农工商业(4)

喜读为。酒食也。成王来止，谓出观农事也。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加之以酒食，饷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馈之美否，示亲之也。”此说后人多疑之，其实此何足疑？古君民相去，本不甚远，读《金史》之《昭肃皇后传》，则可知矣。昭肃后，唐括氏，景祖后，《传》曰：“景祖行部辄与偕，政事狱讼，皆与决焉。景祖殁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农月，亲课耕耘刈获。远则乘马，近则策杖。勤于事者勉之，晏出早归者训厉之。”晏子述巡守之礼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又引《夏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明之。《孟子·梁惠王下》。知古所谓巡守者，实乃劝农之事，即方伯行邑亦如此，故有召伯听讼于甘棠下之说也。见《史记·燕世家》。夫如是，安有暴君污吏，敢剥削其民者哉？古者一夫百亩，又有爰田之法，所耕之地实甚广，然《王制》言：“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孟子》同见《万章下》。其所得，无以逾于今江南之农夫，而今江南之农夫，所耕者不逮古三之一也，此盖地狭人稠，迫之使耕作益精，而智巧亦日出。今日农夫之所知，盖有古士大夫之所不逮者矣。然人所以驾驭自然之术日精，而人与人之相剥削，则亦愈烈矣。噫！

第二节　工业

工业何由演进乎？曰：始于分业而致其精；继以合诸部族之长技而汇于一；终则决破工官之束缚，使智巧之士，人人有以自奋焉；此工业演进之途也。

《考工记》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曰：“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然则非人人所能作之器，必设官以司其事矣。此盖大同之世之遗规。今东印度农业共产社会，攻木，抟埴，咸有专职。不事稼穑，禄以代耕。吾国古代，盖亦如是。王公建国，袭其成法，遂为工官矣。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艺以专而益精，习熟焉则巧思自出，不惟旧有之器，制作益工，新器且自兹日出矣。故一部族之中，以若干人专司制造，实工业演进之第一步也。

然古代部族，率皆甚小，一部族中，智巧之士有限；抑且限于所处之境，物材不能尽备，利用厚生之事，自亦不能无缺也。而各部族之交通，适有以弥其憾。《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作也。”古无信史，公众逐渐发明之事，率归美于一人。《淮南·本经》曰：“周鼎著倕。”注云：“周铸垂象于鼎。”此殆即《考工记》所谓圣人，如学校之有先圣也。207《易·系辞传》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亦此意。其实以一人而有所发明者，甚希，一部族有所专长者则不乏，此亦其所处之境，或其独有之物产使然也。《记》又言：“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注》云：“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此说殊非。虞、夏、殷、周皆异部族，各有所长，故亦各有所贵耳。利用厚生之技，传佈最易。野蛮人遇文明人，尤渴慕如恐不及。蒙古人之人西域，即其明证。《考工记》诸官，或以人称，或以氏称。《注》曰：“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以氏名官之中，必多异族才智之士，如乌春之于女真者矣。208《金史·乌春传》：“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儋，与其族属来归。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按此所谓以本业自给者，必非乌春一人，正犹突厥本为柔然铁工也。

封建之世，有国有家者，既能广徕异部族智巧之士；而又能则古昔，设专官以处之，“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礼记·王制》。工业似当猛晋，而不能然者，则以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业，使之停滞不进者在也。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孙初不必尽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缚驰骤，非所乐而强为之者矣，一也。工官之长，时曰工师，所以督责其下者甚严。《月令》：季春，“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季秋，“霜始降，则百工休。”孟冬，“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荀子·王制序官》：“论百工，审时事，辨功善，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工师之事也。”下乃不得不苟求无过。凡事率由旧章，则无由改善矣二也。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级，故《月令》再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管子》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此即汉景帝“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诏语所本，原不失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乐，实视其时之社会组织而定，不能禁贵富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势必淫侈仍不能绝，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为所遏绝者矣，三也。《墨子·鲁问》：“公榆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月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雅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工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其说是矣。然能飞之械，安见不可为公众之利乎？《礼记·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此则纯为守旧之见而已矣。夫如是，故工官之制，本可使工业益致其精，而转或为求精之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