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第八章　夏殷西周事迹(12)

《史记》武王胜殷之事，略同《周书·克殷解》。足见《周书》虽非孔子所传，实与《尚书》同类，为古之遗书，颇可信据也。《周书·世俘解》，亦述武王伐殷之事。又有命大公望御方来，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百韦命伐厉，则《史记》皆未之及。《世俘解》又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朱有曾《集训校释》改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或作磨或作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其言似诞，然即《史记》所谓“行狩”，亦即《孟子》所谓“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也。《滕文公下篇》。《孟子》又言纣之罪曰：“壤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今按《汉书·地理志》，以朝歌为纣所都。又曰：纣所作沙丘台，在钜鹿东北七十里。汉钜鹿，今河北平乡县。则纣之苑囿绵地甚广。当时沙丘附近，盖皆荒秽之区，故多禽兽沛泽也。然而周之先，虽云世后稷，公刘、古公，仍世以农业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书·无逸》。而其不脱野人好猎之习，亦可见矣。不特此也。《史记》殷、周本纪皆言纣衣宝玉赴火死，纣何所衣以死，则何足记？然而斤斤记之者？《周书·世俘》又曰：“商王纣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億有百万。”《史记》曰：“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克殷解》曰：“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孔《注》“三巫，地名”。此即《左氏》桓公二年，臧哀伯所谓“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者。周之所求可见，而亲戮敌国帝后之尸，则又暴秦之所不为，81更无论齐桓、晋文也。周之为德，亦可见矣。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国言暴君，必数桀纣，犹之言圣君，必数尧、舜、汤、武也。今案各书引桀、纣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会。盖既亡之后，兴者必极言前王之恶，而后己之伐暴为有名，天下之戴己为甚当，不如此不得也。今比而观之：桀宠妹嬉，元注：《晋语》。纣宠妲己，元注：《晋语》。一也。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元注：刘向《新序》。纣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元注：《史记·殷本纪》。二也。桀为琼台瑶室，以临云雨。元注：刘向《列女传》。纣造倾宫瑶台，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仞。元注《大平御览》八十四引《帝王世纪》。三也。桀杀关龙逢，元注：《大平御览》八十二引《尚书·帝命验》。纣杀比干，元注：《史记·殷本纪》。四也。桀囚汤于夏台，元注：《史记·殷本纪》。汤行赂，桀释之。元注：大公《金匮》。纣囚文王于羑里，西伯之徒，献美女、奇物、善马，纣乃赦西伯，元注：《史记·殷本纪》。五也。桀曰：时日曷丧。元注：“《孟子》。时日，言生之时日，即命也。与纣称有命在天同意。前人以天上之日不丧解之，又讹为桀失日，恐非。”案时日与命异。失日见《韩非子》，亦与此无关。夏说恐非。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元注：《尚书》。六也。故一为内宠，二为沉湎，三为土木，四为拒谏，五为贿赂，六为信命，而桀、纣之符合若此，天下有为善而相师者矣，未有为恶而相师者也，故知必有附会也。”案谓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兴者极言前王之恶，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億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就桀、纣言之，则纣之世近，而事之传者较详，桀之世远，而事之传者较略，故以纣之恶附诸桀者必多，以桀之恶附诸纣者必少。《史记·周本纪》载《大誓》之辞曰：“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逖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又载《牧誓》之辞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之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二誓所言实同。数其罪：则用妇言一，弃祠祀二，作淫乐三，疏亲族四也。《左氏》昭公七年，陈无宇谓武王数纣之罪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与《牧誓》所谓“遗其王父母弟”者，祇是一事，所谓弃亲用羁也。《酒诰》曰：“在今后嗣王酣身。”《无逸》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诗·大雅·荡》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观《酒诰》所言，沫邦沉湎之习，盖久而未改，则纣之迷乱，决非虚语也。《荀子·成相》曰：“飞廉知政任恶来。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此即《孟子》所谓“弃田以为园囿”者。倾宫琼台，固非其时所能有，台与园囿，则非其所不能为矣。褚先生《补龟策列传》曰：“纣有谀臣，名为左强。夸而目巧，教为象廊。将至于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又曰：“桀为瓦室，纣为象廊。”《鲁颂》言元龟象齿，则鲁之南有象，夸张之辞，非尽无据。《补龟策列传》又言：“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逢。左右恐死，偷谀于旁。国危于累卵，皆曰无伤。称乐万岁，或曰未央。蔽其耳目，与之诈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云《春秋》著之，则赵梁、左强之名决非億造。《史记解》曰：“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以行。夏后氏以亡。”又曰：“严兵而不仁者其臣慑。其臣慑而不敢忠。不敢忠则民不亲其吏。刑始于亲，远者寒心。殷商以亡。”《史记》乃取遂事为要戒，必无故毁前人之理。则谓桀、纣拒谏好贿，亦非虚语也。要之古代传述之辞，多不审谛，亦无绝无根据者。要在细心读之，不可一笔抹杀，尤不可妄以后世之情形度古事也。《史记解》又曰：“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日。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此有洛氏亦即桀，与夏后氏分言者，意主列举遂事，以为要戒，故随其恶而列举之。变夏后氏为有洛氏者，行文避复，亦古人文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