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第七章　五帝事迹(9)

其（三）《史记》言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各书皆同，惟《孟子》谓舜卒于鸣条。予谓孟子史公同用《书》说，《史记》此语，必遭后人窜改，此说是也。然昔时以鸣条近南巢，南巢即今安徽巢县。霍山实古南岳，后人移之衡山，乃并舜之葬地而移之零陵。汤居亳在陕西商县，其放桀于南巢；周起丰镐，王业之成，由成王之定淮徐；秦之并天下，楚亦迁于寿春，以为自秦以前，有天下者，皆自西北向东南，如出一辙也。今知中国民族，实起东南，而鸣条亦在古兖域，则昔之所疑，全无根据矣。《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淮南·修务》：“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均未言苍梧所在。即《史记》亦未言苍梧、九疑究在何地。《续汉书·郡国志》，乃谓九疑在营道。其地为今湖南宁远县。舜之葬处，乃移至湘边。案《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则所谓湘水者，不过环绕舜陵，决非如今日之源流千里。《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山在渊中，亦洲渚之类耳，决非今之九疑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此为今洞庭中山无疑。《檀弓》言舜葬苍梧，三妃不从，三妃盖二妃之误。曰不从，正以其死在一地。若舜死营道，二女死今洞庭中，则相去千里，古本无辇柩从葬之法也。然则苍梧、九疑，秦、汉间说，犹不谓在今洞庭中也。钱穆有《战国时洞庭在江北辩》，谓《史记·苏秦传》，言秦之攻楚曰：汉中之甲，乘船下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战国·秦策》，张仪说秦王，言秦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史记集解》引其辞，五都亦作五渚。《索隐》引刘伯庄，谓五渚在宛、邓之间，临汉水，则洞庭在江北明矣。此说甚辨。然则传说之初，并在北方而不在今之洞庭也。然呜条果在兖域，则荆、豫间之传说，犹为后起矣。

其（四）《史记·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孙上疑有夺字。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正义》曰：“《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索隐》曰：“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系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大史公疑而未决耶？抑亦缪误耳？”案《陈杞世家》叙唐虞之际有功德之臣十一人：曰舜，曰禹，曰契，曰后稷，曰皋陶，曰伯夷，曰伯翳，曰垂、益、夔、龙。《五帝本纪》则曰：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次记命十二牧，次载命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之辞；而终之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明二十二人，即指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及十二牧。翳益即为一人；《陈杞世家》，伯翳与益衍其一；而《五帝本纪》又佚命彭祖之辞；遂令后人滋疑耳。予昔据此，谓皋陶卒而禹举益，既行禅让，何以所禅者反父子相继？然此实更不足疑也。

其（五）《淮南子·齐俗训》云：“有扈氏为义而亡。”高《注》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予昔据此，谓启之继世，亦有兵争。然《周书·史记篇》曰：“弱小在强大之间，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则有扈为义，乃徐偃、宋襄之流，与禅继之争无涉，《高注》实億说也。先秦诸子之文，言尧、舜禅让，有类于后世争夺相杀之事者甚多。然皆为寓言。如《韩非子·说疑篇》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忠孝篇》曰：“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又曰：“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为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为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其视尧、舜、禹、汤、文、武，直卓、懿之不若。然《五蠹篇》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则立说迥异矣，何也？一以著奸劫弑臣之戒，一以明争让原于羡不足之情，皆借以明义，非说史实也。儒家言尧、舜、禹之事者，莫备于《孟子·万章上》。此篇又辩伊尹、百里奚、孔子之事，亦皆可作如是观。夫以后世事拟古事者，必不如以古事拟古事之切。后世但有董卓、司马懿之伦，而谓古独有天下为公之尧、舜，诚觉其不近于情。然秦、汉后之事势，与古迥殊，谓据卓、懿之所为，可以测尧、舜、禹、汤、文、武，则亦缪矣。古让国者固多，如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鲁隐公、《春秋》隐公元年、十一年。宋宣公、隐公三年。曹公子喜时、成公十六年。吴季札、襄公二十九年。邾娄叔术、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启哀公八年。之伦皆是。固非若迂儒之所云，亦非如造《竹书》者之所测也。《论衡》圣人重疑之言，《奇怪篇》。《史通》轻事重言之论，《疑古篇》。可谓最得其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