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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斥责沉从文前沉对郭的批评(2)



    此前,郭沫若在文章中有无发表对沈从文的看法,从笔者手头所存若干种《沫若文集》翻读,倒没有见到。可沈从文对郭沫若,却实实在在是有议论的。这些议论不仅散见于他的多篇文字,且有专门论述。那么,这些议论中,能不能窥见一点引发后来激烈直斥的端倪呢?

    二

    “夸大豪放,缺少节制,单纯的反复喊叫,以热力为年青人所欢喜,是创造社郭沫若诗完全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各诗人作品风格异途。”

    1930年10月,《现代学生》杂志刊出了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一文。提到新诗,当然绕不开郭沫若,可沈从文主要就说了以上这么几句。这短短几句,看不出什么褒扬的意思。“夸大”“缺少”……不屑的意味倒表现得相当清楚。

    稍后不久,沈从文为卞之琳的一部诗集《群鸦集》(书编成后未能出版)写了一篇“附记”。在文中又对新诗的情形做了一点回顾。其中提及郭沫若时有这样一句:“郭沫若,使诗夸诞豪华,如疯如狂……”这似乎也不含什么褒义,仍是缺乏节制的意思。诗是郭沫若相对自信并最受一般读者推崇的文艺形式,沈从文如此评价,郭沫若见到有可能会很不舒服。

    1931年4月,沈从文在《文艺月刊》上,连载发表一篇长文《论中国创作小说》。说是小说,其实诗歌、散文等艺术形式,文中多有涉猎。谈及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沈从文这样说:“……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这节评价,尚属公允。成绩及不足,都论及并相对确切。可接下来,沈从文对郭沫若的“创作”,却给了这样的描述:

    “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1984年版《沈从文文集》改为“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似不如其他两人”)“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组织与作品组织,皆为所要写到的‘生活愤懑’所毁坏,每一个创作,在一个生活片段上成立。郭沫若的小说是失败的。(此句为上举《文集》删除)为生活缺憾夸张的描画,却无从使自己影子离开,文字不乏热情,却缺少亲切的美。在作品对话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想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成为一个奢侈的企图。”接下来总体评价:“郭沫若的成就,是他那英雄的气度写诗,在诗中,融化旧的辞藻与新的名词,虽泥沙杂下,在形式的成就上毫无可言,(此半句前举《文集》删除)调子的强悍,才情的横溢,或者写美的抒情散文,却自有他的高点。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前举《文集》改为“可以说实非所长”)对其诗作和抒情散文略有肯定,可对郭沫若的小说,却以为是“失败的”,几人中“最坏的一个”。

    以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亦当是优秀评论家的角度去看,沈从文对郭沫若小说的评价是恰适的。郭沫若留下来的大量作品,小说确实是艺术方面最为薄弱的。虽然如此,沈从文的坦率直言,接受者会产生怎样的承载心理呢?

    这还不算,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沈从文又加有一句:“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此文虽然主要论及小说,可文艺创作相互融通,这样的评价对于作者,尤其郭沫若这样在当时大名赫赫的人物来说,心理挫伤应该不小。

    三

    不仅在文章中偶尔论及,沈从文还曾写出专文,对郭沫若的诸多方面进行评述,这就是他发表在1930年《日出》1卷1期的《论郭沫若》。

    “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从‘五四’以来,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若是我们把每一个在前面走路的人,皆应加以相当的敬仰,这个人我们不能作为例外。”

    如此之说,我们的确听不出多少实在的成绩肯定,而末一句的所谓“敬仰”,前边的限制词颇为广泛,是“每一个在前面走路的人”,一点看不出真正“独有”向往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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