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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幸福二队当知青(2)



    在崔队长家的阁楼上暂住了一两个月,生产队为我们在梁子上的保管室搭了一间偏屋,我和力勤搬了进去,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砍柴挑水,这些最基本的活,都是免不了的。水龙潭边有一口井,方圆十里之内的吃水都得到那里去挑,我们算是离得最近的。但尽管如此,去时下坡,回来一路上坡,下雨时节,小路上的黄泥稀烂,稍有不慎就滑一个跟头,桶也摔了,水也洒了,浑身透湿。力勤比我小一岁,但却比我能吃苦,每逢雨天,她就抢过扁担去挑水,戴一顶竹笠,两桶水压在肩上,她努着劲儿往坡上爬,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走一步往下滑半步,累得吭哧吭哧的。但力勤从未叫过苦,幸福二队的人都以为她一定是苦出身,实际上力勤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还当过县长,对子女管教甚严,给她和两个弟弟起的名字都是勤、学、奋。

    力勤长得漂亮,尤其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夜里我们抵足而眠,挤在一个被窝里,常常是说一阵话后,她便蒙眬睡去,我则就着一盏挂在墙上的小油灯看书。有时看到半夜,转过头见睡在那一头的力勤还半睁着眼睛,以为她没睡着,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她的大眼睛即使闭着也合不拢眼皮。

    二

    我和力勤大桶挑水,大锅做饭,农忙时,红火太阳下,从田里匆匆赶回小屋,几把搂起柴火,用干透的枞树毛点燃大灶里的火,我在锅台上操持,做“瓜洋芋”吃。这是幸福二队的人常做的最简单的饭食,从屋后摘来一个小嫩南瓜,也不用去皮,和洋芋切成坨坨,先放点油炒一炒,然后舀一瓢水加进锅里,煮得快熟时,香气把小屋都熏满了,然后将调好的苞谷面搅匀倒进去,咕嘟一小会儿就可以吃了。就着乡亲送来的酸萝卜腌菜榨辣椒,一人三大碗瓜洋芋,吃得十分香甜。几个月过后,我和力勤再也不是“脸白得像灰面”,脸上晒得黑红,体重迅速增加,五大三粗,能从十几里外背回七八十斤重的柴火,能挑起百十斤的粪桶。

    好些年之后,我在武汉东湖一带工作,我妈有一天熬出一罐排骨萝卜汤,喝去却有些苦,我妈没给萝卜去皮,说萝卜小人参,皮蛮好的。我说苦,我妈说苦什么苦?你忘了你们插队的时候,经常就吃一大锅无油无盐的萝卜,那皮不是也没刮?怪的是你和力勤还都长得胖胖的,比现在胖多了。我一想,是啊,那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

    那年春上,人们车干了水龙潭里的水,挖塘泥做肥料,一下子打捞起许多鱼儿来。最大的一条青鱼有八仙桌那么长,这在山里很少见。队长想分给大家却不好分,合计了半天问有没有人买,4块钱。也没人答话,幸福二队的人那时都非常缺钱,两分钱买一个鸡蛋,一角钱称的盐可让全家人吃大半个月,4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过于奢侈的巨款。崔队长的眼睛直朝我和力勤看,脸上带着苦笑,他知道就我和力勤手里有点活钱。知青下乡头一年,政府每月给七块钱安家费,与幸福二队的人相比就跟财主差不多,我们隔三岔五到崔坝街上去赶集,不光买油盐,有时还打酱油,幸福二队的农户除了过年,平时没有人舍得吃酱油。

    一咬牙,我们就把那条大鱼买了,沉甸甸的不知怎么处理,我自作主张,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将鱼剖成两半,说一半红烧,一半做成糖醋鱼腌在那里慢慢吃。鱼在锅里煮了片刻,香味便传了几里地去,我们住的保管室在山梁上,那香味自是四面八方地游走,鱼还没熟,门前已聚了好些人。我们和门前的人一起分享了那半条鱼。鱼汤好鲜,幸福二队的人说那是放了酱油的缘故。

    另外半条认真做成了糖醋鱼,醋没有卖的,就向一家农户讨了泡菜坛子里的酸水替代。烧好以后舍不得再吃,用一个钵子装了放在灶头。没想到第二天引来了千军万马,却是敏锐的蚂蚁排成了两条黑黑的长队,将钵子里的鱼肉忙碌地搬向它们的洞穴。我和力勤无论怎样舍不得,也只好把那钵残缺的鱼连同仍然战斗不止的蚁们倒进了猪圈,心中的懊恼自不用提。一条大鱼似乎根本没有解馋,稀里糊涂就没了。但这条鱼在幸福二队的人嘴里流传了很久,地头田间,说出各种各样的做法,反复地咀嚼,成了一时的盛宴。

    虽然年纪还小,已懂得计划开支,每月划算只吃一次肉,吃肉的日子便感觉像过节一样。一次好不容易割回二斤鲜肉,长长的一条,像集上的剃头匠用的那条荡刀布,到家将肉放在灶上,就和力勤到屋后扒些干枯的树枝,准备烧火弄饭。不想抱着柴火走到门口,却见一条黑狗叼着那块肉从屋里冲了出来,不知是哪家没德行的狗,居然闻到肉味,趁屋里没人偷偷摸进门去,将肉从灶上扯下来就啃。我们不顾一切追上去,又是叫喊又是扔石头,那狗拼命逃窜,紧紧含着那条肉,跑跑停停直是不松口。穷追猛打半里地,狗才极不情愿地丢下肉跑了。到跟前一看,肉已被撕去大半,仅剩了一点皮连在骨头上。我俩对着那点皮发了半天呆,到底还是捡了回来,在锅里熬了半碗油渣子,合在萝卜里吃了好几顿,不管怎样,还是比没肉的滋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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