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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邮政(3)



    三里屯邮局。一个法国姑娘投寄一封航空快件。那个信封里停泊的是些什么声音?等待接纳它的是一双什么样的手?你在那里准备给日本朋友一封信,仅仅因为诗,你们联系在一起,他长着一张什么样的面容你一无所知,当你在大街上读到他写下的歪斜汉字的约稿信,顿时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很开阔的时空,因了可爱的邮局,你觉得自己呼吸的空间在扩大,而北京也是那么小,地球就是一个村落。

    1999年4月,我租进了北京地安门内大街40号,一点儿不在意筒子楼的窄小,满意的是它的门卫有一个收发室,很多邮件都写在黑板上。人们凭身份证去领取。负责收发的是门卫李安媒,比起姓徐的临时工,他的态度冷淡一些,老徐值班时我的邮件会单独为我保管好,汇款单挂号信让我一一签名领取。那时门卫是我特别留意的地方,每天早上九点去看看有无邮件,有时候从那里获得很多安慰,有时候灰心而归。对邮政的感情从湖北一直延续到北京。在湖北那所校园里对邮件的等待像是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在那个围墙内通过邮政可以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到了北京,没有想到会更多地关心稿费,想着如何在北京通过写作坚持下来。这样,注意力就集中在了那个地方,集中在了李安媒和老徐的身上。

    门卫,一直是我看重的人。他们就是邮政的一部分。在Q城校园围墙内,那些年我与门卫的关系最为密切。信件都是他们直接转给我。他们大都是从乡下请来的,或长或短地干一段时间后离开。我不断地与他们打着交道,他们按我的意思把我的信件截留,放在门卫的一个地方,我直接去领取。一个姓孙的门卫将我的邮件放在他的床铺枕头底下,等我到了那里,把带有他体温的信件交到我手中。有了门卫的最初一关,我的信件很少丢失;过去的女同事有些怠慢邮件的分发工作,邮件散落在她办公室里到处都是,这让我对她心生不敬。门卫孙老头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形象,记得把邮件送到我面前的那张发皱的手背。我出去旅行,他把邮件放到他一个纸箱内;他那认真的态度,使我从递给我邮件时的表情感到他们对自己的尊敬。而我的那些同事中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搞写作的,每日有那么多的信函,与外地有那么多往来。他们只把我当成默默无闻的、不会钻营的生活得很窝囊的无足轻重的一个同事而已。

    到了北京,在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邮件被一个叫郭香梅的女编务每日整齐地放到黑色大办公桌上。你和同事们悄无声息地拆开一个个信封,看稿,审读,写稿件送审单,回复一个个作者来信。这成了你的日常工作。你用不着再偷偷摸摸地读诗看文学类的书稿,在南方校园的那间大办公室里。在编辑部,有时候感觉拆开了多年前你在Q城投寄给编辑部的稿件——它们经过多年的颠簸,现在才到达你手中。你爱着你的手头工作。你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超出了自己的愿望。从一个无名的写作者变成一个编辑,从小城到了京城。你每周穿过胡同那棵榆树,张望编辑部外墙的绿色的“爬山虎”,想到自己的办公桌堆放了新的邮件,你急着想看见它们,倾听纸上的声音。你从事着如自己所愿的工作,对编辑保持着某种虔诚感,因为你就是一个写作者。你看到一封手写的稿件,想到自己多年前怀着梦想伏案向远方书写投稿的情景,感觉到那是一个卑微生命的书写;你有些无法忍受编务将那些稿件当废品处理掉。你想设法保存它们,你总想给出一封封回信,通过邮政与远在各地的写信的人保持联系。

    桌上的信件越来越少。电子邮件又是那么快捷。时代变化得多么惊人。你供职的文学杂志社不断地更换办公室。它在市场上生存艰难,面临着来自时代的各种挤压。你也无力关心桌面的稿件,常出差到全国各地去,渐渐放下了对信件的关心,对邮政的关心渐渐轻淡,几乎淡出你的视线,你越来越远离着邮政。而我邮局的朋友王向清偶尔在节日给我发来慰问品,他总是记挂着我,似乎有意让我想到他的存在,想起我和他之间的往事,他还在湖北地方邮局像往年一样从事古老的工作。这个老朋友让我亲近并理解着邮局,他的可靠可信,在时间中也不会改变。我们分隔很久了,隔了那么远的时空,他还在那里,给我寄发来邮政的问候。

    一日,想到自己写作的事再不能搁置了,得料理那放了很久的要事。这样在自己的宅院按着惯性安装了一个邮箱,想着邮递员可将邮件直接送达到住处,准备着过自己的写作生活,恢复与缓慢邮政的联系。在不断的催促中,那个邮政局的人帮我安装了一个邮箱,可信件很少放进那个箱子里。邮局里的人也受时代的影响,不得已地在忙着创收,联络他们所要的大宗邮件,与文化公司和企业发生往来。我的不多的个人邮件往来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忽视;加上快递业务的出现,你有时用不着传统的缓慢的邮政。我的在异乡的那个邮箱只是一个摆设挂在那里。不多久,个人的写作还没有完全展开,人就慌乱离开了北方,搬迁到南方的省城来了。那个邮箱停在院落的外墙,像一个象征符号遗留在北方,最后自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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