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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今天就是我(2)



    情景多么相似,同一代人,共同的名字——知青,无论南北,我们挥洒着汗水,铸就着共同的信念,在劳动中张扬着我们的青春。海南知青们总结出劳动中的“七最”:“最艰苦的活儿是挖水井,冬天冒着寒冷泡在冷水里边挖土边淘水;最累的活儿是半夜当搬运工,为了建房,半夜到几十里外搬运沙石土木;最重的活儿是挑水浇苗,从山脚下挑水爬到坡顶,腰酸腿疼,肩膀红肿;最脏的活儿是挑厕所粪便,身上的臭味几天都散不去;最怕的活儿是三伏天砍笆和插秧,腰酸背疼还要忍受蚂蟥咬;最险的活儿是开山炸石和砍树搬木;最闷的活儿是养猪,困在猪圈周围,被臭味熏不说,还要忍受独自切草的郁闷。”

    同样地,我们最怵的是夏天在玉米地里锄草。地里闷热不透气,玉米叶子将人的胳膊、脸划出一道道血痕,被汗水腌得生疼。空旷的平原上时时有旋风腾空而起,粗壮磅礴,能将架子车挡板旋上天空……我在农场被派以“最闷”的活儿,养猪。食堂的泔水(那时泔水很少,人们的油水有限,饭量很大,没有谁剩饭)加上少量的麦麸,更多的是草,搅和在一起,是猪的饭。我每天要在猪圈旁边的大铁锅里给一大三小四头猪熬猪食,一天两锅,不敢懈怠。农场的人很看重这几头猪,领导时常过来量量猪的膘,算计着宰杀的日子。我还要定期起圈,把猪圈里的尿粪泥挖出来堆在圈外,再垫上拉来的干土……一锹泥要用很大劲才能抡出去,那绝非是我能胜任的,但是我得干,因为养猪是个重要的工作,它牵系着全场人的希望,尤其是到了端午节收麦子的时候,没有红烧肉就开不了镰哪!好在,场领导体恤我的艰难,逢起圈常常派两个男知青来帮忙,为了笼络他们多干,我提早得买两盒“延安”香烟备着。两盒烟一块多,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块。除了拿香烟慰劳他们以外,我还要到场院西边井里去给他们打水,以备他们干完活儿洗涮。起圈的活儿脏臭难耐,要搭上的还有我那块珍贵的上海“绿宝”香胰子。西边那口土井跟地面一样平,是早年搬走的移民留下的井,口很宽,没有围栏,也没有辘轳,把一桶水往上吊,也是件力气活儿,但毕竟比无休止地抡铁锹强。

    来农场时日不短了,会养猪了,会种地了,能吃苦了,人壮了,脸黑了。

    因为是三门峡库区,到了汛期,往往要被水淹,以保证黄河下游的安全。老职工对每年一次的水淹已经习以为常,水退去,庄稼该长还长,豆子、玉米照收不误。这天,涨水是在夜里,我坐起来看见水已漫进土屋,脸盆、鞋子小船般漂荡在床沿下。我翻身下床,脚一下伸进水里,打了一个冷战,睡意全无。

    我想起了我那些猪,蹚着水跑到猪圈,猪圈果然已经进水,还好不深,大猪老黑正用嘴拱门。我打开圈门,猪们一拥而出,在老黑带领下直奔西边,那里相对地势较高。我跟在猪后头,也往西边走。很多人站在库房的高台上看水,我问领导水还能涨多高,领导说,不用担心,不碍事,1963年库区水最大,不过齐腰,大半天也就退了。领导的话我们都信,他是老农垦了。

    水还在不动声色地往上涨,土墙根泛着一层白沫,一涌一涌地发出汩汩的声音。东边的河堤看不见了,渭河、罗敷河连成了一片,辽阔无垠。华山脚下,一串灯光在缓慢移动,那是进京的280次列车。很快,电断了,有人点起了马灯,让大家都到仓库集中。我在暗中寻找着我的猪,一头也看不到……我赶紧往西趟,西边的水已经没过腿肚,我一边啰啰地叫,一边用手电在水面上照。几个知青在水里莫名其妙地来回跑,冲着我使劲喊,拿着绳子在手里不住地抡。我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一股水涌过来,我打了个趔趄。听见他们发出怪叫,后来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是让我原地站着别动。紧接着,有人腰里系着绳,很怪诞地向我走来,神情紧张得变了形。系绳子的人到了我跟前,一把把我拽住,猛地一拉,我和他都歪在泥水里。被人连推带搡地弄到高台上,领导指着水恶狠狠地说,你不要命了!我看水,与别处并无异样,刚要说什么,一股冷汗倏地由背后渗出,我的目光一下集中到我刚才站过的地方——井!

    那口没有遮拦的,被水淹没了的井。

    我站在了它的边缘上,再往前一步,不敢设想。

    大水第二天下午就退了,很多水被留在了井里,其中也包括老黑和它的一帮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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