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智对法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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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

　　邓小平是一位睿智机敏、虚怀若谷、言简意赅的领导人，而法拉奇则是一位以提问刁钻刻薄而著名的“极不好惹”的女记者。采访结束后，两人的交锋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两次采访共计四个小时，内容重点是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人斗智斗勇，以高超的语言艺术，短兵相接，妙语连珠，而又谈笑风生。

　　8月21日两人见面时，可能是要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一落座法拉奇就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接过话头说：“如果我父亲七十六岁，我这么跟他说的话，他一定会打我！”邓小平微笑着说：“那当然，你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采访开始了。

　　以问题尖锐著称的法拉奇单刀直入地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要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毛主席的功过要‘七三开’，功是主要的，应该排在第一，错误是次要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否认毛主席就是否认了我们党。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法拉奇紧追不放地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传闻说在中国人谈‘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指头！”

　　邓小平立刻明白法拉奇是想问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巨大，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至少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虽然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邓小平说到这一点时非常明确。

　　法拉奇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邓小平说：“第一，毛主席是有功的，第二位才是过。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但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他指着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你记下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问道：“为什么天安门广场节日时，还要挂着斯大林的像，这个我很不理解，斯大林犯下了种种罪行，赫鲁晓夫给予改正，为什么不尊敬他却要继续恭敬斯大林呢？”

　　邓小平反问法拉奇：“赫鲁晓夫做过什么好事？”法拉奇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说：“所以你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他接着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援助过中国，虽然并非无偿。

　　法拉奇紧接着问：“那么您觉得赫鲁晓夫不如斯大林好？”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质，再次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这时，法拉奇提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不料，邓小平听完翻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直接与他打了十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然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存在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周恩来总理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就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