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与成“年”

　　小时候过大年，我感觉是有点隔膜的。

　　我童年时生活的社区里老人居多，都是退休军人，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也许是大家都离开了本乡本土，过年的风俗简化为几大步骤：扫房子、贴春联、包饺子、看春晚、放鞭炮、互相拜年。这其中，和小孩子有牵扯的事并不多，包饺子我帮着擀擀剂子捏捏边儿，顶多再陪着姥姥去集市买几副春联，连鞭炮都不敢放。真正期待的事只有两件：一是看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另一件事就是从姥爷手中领压岁钱。我姥爷以军事化的风格严格作息，每天晚上九点睡下，雷打不动，哪怕大年三十儿也不例外。我们不介意他老人家“早退”，他也不介意在零点的时候，被我们一窝蜂进房间吵醒：“姥爷过年好！”他笑眯眯地从枕头底下摸出红包来分发一番，在爆竹声中再度睡下……

　　大年初一，桌上摆了只有新年才拿出来的玻璃果盘和零食碟子，客人们陆续上门了，我的“社交恐惧”时刻也到来了。大人们热烈地问学业、论身高，评价我这一年里长得更像爹了还是更像娘了，还有热情的长辈倡议：“这一年你学会了啥新节目，来，给你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表演一个！”在我头昏脑涨的十几分钟过去后，大人们转向下一个项目：北方年俗中知名的“给孩子的，别推辞”红包大战。只见阿姨从衣兜里轻轻巧巧地抽出红包，拉着我往手心里塞。我妈按照礼仪眼疾手快一把拦住，嘴上还得表示强烈的惊讶和愤慨：“哎呀，你干什么！”阿姨反手一个遮挡：“给孩子的嘛！宝贝快拿着，别理你妈！”“哎呀，咱不要咱不要！”如此这般反复几个回合，我作为“工具人”呆立当场，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一天下来，我妈晚上不免抱怨：“哎，你那个谁谁阿姨真有意思，比画两下就行了呗！她劲儿还真大，攥得我手腕这个疼！”

　　在拜年、迎客、发呆、睡懒觉、看电视之中，小时候的年就这样过去了。

　　上大学后我离开了家乡，后来到天津过起了年。我开始自己写春联、绘年画，亲手打扫属于自己的房子……长大后，过年在自己营造的仪式感中，变得丰富热闹起来。

　　在天津，我接触到了不少有趣的年俗，比如“大年初二姑爷节”“初三的合子往家转”“破五接财神”“元宵节‘星星赶月亮’（元宵和饺子同煮）”等等。其中让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正月十五要蒸刺猬、老鼠形状的面点。发面擀皮，填进甜咸馅儿或豆馅儿包好，再用剪刀剪出“老鼠”的耳朵、“刺猬”的背刺，用红豆、绿豆贴上小眼睛，一个个白乎乎、圆滚滚。我问老人这是什么典故，老人含糊笑道：“开天仓嘛，保佑粮食多嘛。”我听了之后“脑洞”大开：“天仓是神仙的仓库吗？是让它们上天把神仙的粮食搬回家吗？”大家都笑了。

　　后来我查了一下来历，有人说是正月二十五祭祀仓神的“填仓节”的移植，有人说这是来自供奉“五大仙”的传统。风俗不必较真，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年时寄托的真心祝福。现在，我也会应时蒸一锅“刺猬”“老鼠”了，还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正月十五开天仓，刺猬老鼠赶制忙。令汝上天叼粮米，豆馅满腹归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