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竹寨

　　湘黔四十八寨四大歌场之一的龙凤山歌场一侧，是竹寨。1948年，我的母亲出生在这个寨子里。这是一个暖暖的苗家小寨，在寨子中段的半截山肩，原先挑有一排矮矮的木屋，盖着黛青色的瓦，而且在房梁与瓦廊的两侧，点缀有无色的玻璃亮瓦，那是母亲的父辈们，为了给黑旧的木楼添亮，特意搭上的。

 

　　我的外公和外婆因病早逝。母亲讲，外婆去世时，她正4岁，大人要她磕头行哀礼，母亲便说，又不是我死。大姨、二姨和母亲，为亲亲三姐妹，母亲是老幺。两个姨妈出嫁早，剩得母亲守在矮屋里。“我自己挖土，自己种菜，我在，家就在”，母亲说。我的母亲16岁与我的父亲结婚，26岁生下我的大姐，这其中的10年，母亲守在自己的屋里。按母亲的意思，她离开了，那个家就没了，所以她舍不得。父亲因为出身成分不好，因此在万事都讲成分的年代里，他亦不敢去惊动母亲。但父亲同样孤独而荒芜的10年，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恩爱。尤其是母亲的养生病加重直至离去的那段艰难岁月里，父亲以他厚实的背脊、勤劳的汗水、聪慧的才智，养护着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比如，母亲在世时，父亲并没有让他和母亲生育的5个儿女辍学，并没有让病中的母亲断过药。甚至有时候，给母亲抓药的同时，父亲也帮别人抓过药。

 

　　那些年，我们去竹寨只有两个原因：一是赶龙凤山歌场，二是去舅舅屋拜年。小孩子与大人一样，都喜欢赶歌场。父亲赶歌场总是要赶到日落坡，我们赶歌场，就只想去吃上五分钱一碗的凉粉。那是一种看上去肥嘟嘟的食物，亮莹莹的，用汤勺一掘，硕大的一块冰样儿的粉，在碗里颤悠悠地飘。略黑的瓜子仁、显黄的白砂糖、泛着油星的酱油，花朵盛开一样，瞬间就渗入到凉粉里面去了。深吸一口，只觉得凉到了心底里。而如火的太阳，正挂在歌场的茂林树顶，父亲那蝉鸣一般响亮的山歌，从湾头压下。这个时候，母亲总这样骂：那疯子，又发疯了。父亲热爱唱山歌，湘黔四十八寨大小歌场都留有他年轻俊俏的影子，被人冠以“玩山头子”的罪名拿去游街示众。母亲提到这，心头就冒烟。

 

　　过完年，就要去竹寨舅舅屋拜年。母亲会备好礼物，我们只管挑着去，时间总会选在正月初头的傍晚，去到舅舅家，正好就是晚餐时间。虽然母亲没有同父共母的亲兄弟，但竹寨的舅舅，我们总是特别的喜欢，其中又特别偏爱做老师的大舅，我们在母亲面前称其为“老师大舅”。据母亲说，老师大舅是寄过给外公外婆了的，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就被选拔当了老师，一直当到旧时的远口片区小学校长，后面因为年纪大了，才回竹寨，在村小当校长，一直到退休。自小，别人问我长大想做什么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回答，想当老师。舅舅和舅妈待我们亦如己出。拜年的礼物，贵重点儿的要算肉串儿，约三四斤重一串。苗家人喜欢留回篮礼，舅妈多数将我们挑去的礼物原封不动回了篮，至多换上几个染色的糯米糍粑，或者换上牌子不一的糖。母亲见了那满满的回篮礼，总是斜眼骂我们，不懂礼，没礼貌，显出自己仿佛因此无脸回娘家的样子。有时候是母亲领着我们去舅舅屋拜年，便就见得母亲与舅妈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夜深了，月亮落山了，天开始蒙蒙亮了，都还听得见矮屋吊脚楼的阁楼里，母亲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寂寂低语的声音。而且，总要玩到赶场日，才算拜年结束，离开竹寨，回家。

 

　　许多年前，竹寨一个舅妈去世，那时母亲也正病重，动不得，躺在我们的老屋里，在夜深的月光窗内，悲伤垂泪。我们躺在与母亲相邻的卧室内，听见母亲情不自禁地嚎啕，不知如何是好，便也痛声哭泣起来。大姨就嫁在竹寨，与母亲一样，落得养生病，身体时好时坏。大姨将表兄们穿不得的旧衣裤，打了包请人送到母亲手上，分给我们穿。送衣人还送来大姨病重的坏消息，母亲闻听后，捂着爱生疼的胸口，泣不成声。母亲后来比大姨先走3年。

 

　　竹寨因竹而得名。只见那漫岭苍翠的竹，满山满谷遍地疯长，染得山梁和湾谷若翠玉般浓绿。木楼成了绿竹的点缀物，自寨头，蔓延到寨脚，若隐若现，仿佛是仙界一般。因是母亲的竹寨，寨里有舅舅和众多表亲，我们因而特别向往到这个寨子串亲。一个本堂叔父，娶了竹寨姑娘为妻，我与我的大哥跟着父亲去做关亲客，抢亲那日获得满书包的粉蒸肉，趁人不注意，偷偷从大人裤裆下逃出热闹的抢亲现场，一路吃肉回家。寨脚的饿狗跟了一路，亦舍不得分去半坨肉与其分享，只顾自己的嘴香。此举为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之一。

 

　　前些日子，竹寨表哥电话里说起，老师大舅今年满79上80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大舅有那么老了吗。我因为求学，然后工作和生活于异乡，加上父亲和母亲都没在了，差不多20年没有到母亲的竹寨赶歌场和拜年了。我不知道母亲的竹寨，是否依然山歌飘荡；那些往日的竹林，是否依然翠绿欲滴；那直穿龙凤山歌场而上的湘黔古盐道，是否仍会让人想起悠悠岁月；那苍茫的古枫林，是否依然茂密如初；那寨子里的我的亲人，是否都康乐安好。

 

　　我知道，于母亲和她的竹寨而言，我内心里已裂开着一道无法弥补的情感漏洞。我好想大喊一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