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不像父亲那样一生大起大落，却随着父亲的诸多坎坷担惊受怕了一辈子。

 

　　母亲1929年考取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可惜只读了两年书，就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火车停运而辍学。此后，她嫁了父亲做全职家庭妇女。文静贤良、性情温和的母亲懂生活，偶有闲暇便会穿旗袍，或背唐诗，吹洞箫，哼唱电影歌曲。

 

　　我五岁时生了大病，母亲抱我去道济医院（现在的北京第六医院）救治。一位英国大夫诊断后说：“准备后事吧！”母亲当场给大夫下跪，求他救命。大夫说：“要是不怕花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医院正好进口一批“盘尼西林”，住院后打了几十针，才将昏迷数日的我从死神手中拉回。事后，姐告诉我，母亲整日守候在床边。等我病好出院了，母亲却病倒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母亲做了教师。因为多年没有教书，她唯恐首次授课不理想，就提前上了一次课，学生仅有我一人。课文题目是《乌鸦喝水》。母亲特地预备了教具——一个大玻璃瓶，装了半瓶水。桌上还摆了一些捡来的石子，母亲讲到最后，就模仿乌鸦往瓶里一个一个地丢石子……其时虽然我只有六岁，却对此情景记忆终生。

 

　　除了工作，母亲还得从事家务。记得冬日的早晨，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做完早点，再依次将我们的棉衣棉裤围到烟囱上烤暖，轮流叫我们起床穿衣。天天如此，常年过度的操劳损害了母亲的健康。

 

　　母亲一直鼓励我们好好念书，凡是学费及学习必需品，随要随给，哪怕借钱也不让我们为难。其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姐弟无论哪一个初中或高中毕业，或进工厂或做“八大员”，家中负担就会立刻减轻。但母亲没有这样做，她用柔弱的双肩将我们姐弟四人先后送入了大学。

 

　　父亲为人正直却不大懂处世之道，上世纪40年代虽然发过小财，但也屡受挫折。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他会出什么事。跟着父亲生活，固然色彩丰富，可灰黑色太多就令人伤感了。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经营了美工社、酱油厂、肥皂厂，都相继倒闭。父亲做了教师后，刚过了几年踏实日子，又成了右派分子。母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此后，在大院进出都觉得无颜见人。

 

　　母亲因过度操劳，生活贫困，再加上精神长期郁闷，患上了癌症。去世前两天，母亲强撑着梳头洗脸，由我扶着靠在椅子上，叫我们姐弟四人与她照了合影。母亲仅活了59岁便匆匆离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没能花到我挣的钱。此后，我的生活越是宽裕，就越觉得心痛难安。

 

　　我没有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每到清明节给父母上坟。不是不想念他们，而是觉得不必拘于形式。在心里永远感念他们，继承他们优良的品德，才是最重要的。我在自己出版的书籍里，写出他们的名字，特别是母亲——林姓，讳慧敏——的贤德懿行，让全社会都能知道，便是最感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