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枫轩 > 雨枫书屋 > 经典散文 >

母亲赐予我的

时间:2021-10-04   作者:二月河   点击: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慈母”“三春晖”,或者再文雅点的“萱堂”“令慈”这样的尊称不怎么联系得上。当然,她有时也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方面确实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不是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她擦拭了一件又一件,再嘁里咔嚓组合起来,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手枪又握在她的手中——她是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她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她已成为陕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所以,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母亲赐予我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淘气调皮好像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都很“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我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来就装进麻袋里。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我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開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大变:“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树上掉的,我捡的……”“掉了你就敢捡?”“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你还嘴硬!”
 
  ……于是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加激怒了她,她将我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他们拉着劝着,母亲才罢了手。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恐怕是故意遗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的这个小县城四周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挨打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还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她,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三十二年前,她就去世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她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
 
  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从何而来?”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可是翻看她的日记,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人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文采也是颇生动的。那全是靠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
 
  她去世后二十年,我开始写作。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写作困倦到极致时,便用香烟头炙腕以清醒神经。记者知道了,无不为我的坚毅感到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我毫不走样地学习了母亲当年工作时的风范!
 
  20世纪60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坊。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写的字迹依稀可见,如“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
 
  她的刻苦、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再加着一种顽强的执着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一个能打枪骑马、文武双全的职业革命者,她经受了怎样的磨难?
 
  在我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聪明美丽,更多的却流露出“威严不可犯”的一面。
 
  1947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我们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留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的枪。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下,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我们母子平安。但那次母亲哭了,她说:“万一狼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她的勇敢传给了我。当后来苦难降临,我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我决意舍弃仕途从文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但我也能感知她细腻温情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叫醒我,在我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睡眼“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做“拨鱼”,头一碗一成不变是给我吃的。1960年困难时期,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母亲总是留给我们兄妹,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时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青烟的她对不上号。
作品集亲情文章 关于母亲的文章 感人文章 二月河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