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赐予我的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慈母”“三春晖”，或者再文雅点的“萱堂”“令慈”这样的尊称不怎么联系得上。当然，她有时也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方面确实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不是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她擦拭了一件又一件，再嘁里咔嚓组合起来，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手枪又握在她的手中——她是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她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她已成为陕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所以，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淘气调皮好像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都很“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我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来就装进麻袋里。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我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開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大变：“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树上掉的，我捡的……”“掉了你就敢捡？”“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你还嘴硬！”

 

　　……于是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加激怒了她，她将我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他们拉着劝着，母亲才罢了手。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恐怕是故意遗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的这个小县城四周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挨打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还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她，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三十二年前，她就去世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她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

 

　　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从何而来？”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可是翻看她的日记，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人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文采也是颇生动的。那全是靠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

 

　　她去世后二十年，我开始写作。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写作困倦到极致时，便用香烟头炙腕以清醒神经。记者知道了，无不为我的坚毅感到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我毫不走样地学习了母亲当年工作时的风范！

 

　　20世纪60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坊。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写的字迹依稀可见，如“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

 

　　她的刻苦、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再加着一种顽强的执着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一个能打枪骑马、文武双全的职业革命者，她经受了怎样的磨难？

 

　　在我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聪明美丽，更多的却流露出“威严不可犯”的一面。

 

　　1947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我们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留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的枪。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下，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我们母子平安。但那次母亲哭了，她说：“万一狼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她的勇敢传给了我。当后来苦难降临，我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我决意舍弃仕途从文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但我也能感知她细腻温情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叫醒我，在我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睡眼“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做“拨鱼”，头一碗一成不变是给我吃的。1960年困难时期，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母亲总是留给我们兄妹，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时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青烟的她对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