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摄影史

　　冷空气还是来了。

 

　　父亲的慢性肺病刚熬过了一个严冬和酷暑，母亲很担心即将到来的又一轮秋冬。回乡的路上，我焦灼地盯着车窗外掠过的杨树，仿佛从现在开始，北半球的每一片落叶都与我有关。

 

　　到了要考虑一切的节点。就像这季节，会变换，会更替。对喜欢老物件、遍访各地古迹的我来说，有这样一个老旧的家，真不知应该欣喜还是悲叹。这样的情绪在刚过去的炎热难耐的夏天达到顶点——我在老家无意中翻找出了几本影集。

 

　　我作为儿子、作为父亲，加上作为一名摄影师，少小离家，如今在几十年没有变样的家里打开这样的相册，视角多重，五味杂陈。

 

　　它们就是我自己的“名胜古迹”，也是我的“家庭摄影史”。

 

　　几本影集，一躺几十年，它们远不像旧家具那么沉默。

 

　　一本影集在累积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觉得它有什么能量。偶尔翻看，可能只是当作消遣，嬉笑着说：“哈哈，看我当时是那样的……”越往后，时间这个东西介入了，事态就变了，变得惊心。影集厚了，轻的时光也就变重了。

 

　　一般来说，为了留住欢乐的印记而拍下的照片，我们通常乐意把它们攒下来。老人与儿孙长年分隔两地，照片更是珍贵的记忆实体，是互相传递思念的凭证。

 

　　在照料父亲的这段时间，我打算认真整理一下这些照片，为旧的我、旧的家，做一场停留。基因这东西是刻在血液里的，再肆意放飞的游魂也会被它“捉拿归案”。那些照片虽然是零散甚至无序的，但一打开它们，记忆就开启了，喷涌如泉。

 

　　那源头，正是我的来路。

 

　　我的父亲当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县的镇上当老师，三十多岁时娶了我妈。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在父亲老家的村庄里，我来到了世上。

 

　　嚴明摄影作品

 

　　幸福的小夫妻抱着刚满一百天的我，从村里来到蚌埠的一家照相馆，拍了“百日留影”。现在想来，这算是父母给我的最早的一份与文艺有关的礼物。

 

　　高中的时候，父亲曾对我说，我要是考上大学，他就送我一只小照相机。但是此事后来并未兑现，我离家的时候，他买了一把广东产的“红棉”牌木吉他给我带上。相机和吉他，可能是父亲曾经奢望却未能拥有的东西。文艺之心未泯的父亲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两样东西后来在他那个“浪荡”儿子的生命里，掀起过多么大的惊涛。直至今日，还波澜未平。

 

　　小时候我跟妹妹只有一张合影，那是来学校给毕业生拍合影的照相师傅给教师子女的福利。妹妹小我两岁，小时候是我的跟屁虫，特别乖，什么都依从哥哥。那个年代，大概多数家庭有重男轻女的风气，教师之家也一样。妹妹在这样的家庭，从父母平时的态度里，应该也会渐渐明白哥哥似乎更重要。后来听我妈讲过的一件事可以佐证：某天我跟妹妹各分得五块饼干，摆在桌上准备开心享用。这时候家里来了小朋友客人，我就给了客人两块。然后，我妹妹默默从她的饼干里拿出两块给我补上。她把这一切做得理所当然，她自己可以接受只剩三块饼干的现实。而作为哥哥的我，接受得心安理得。

 

　　初三毕业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在县城的一家照相馆拍下了平生第一张彩照。穿着新买的彩条运动服、白球鞋，在照相馆一角有金色栏杆、葡萄枝、花盆的置景前，摆下了一个自认为青春的造型。如今看来，还是土洋土洋的小镇青年。青涩的毛头小伙，开始有了“自选动作”。内心里有一种“长成了”的自我认定，有了一点跃跃欲试的英雄主义，盘算着如何与这个世界一战。

 

　　从一个翩翩少年、文艺青年转变为摇滚青年，仿佛只需要一转身的时间。

 

　　淮南，我离乡求学的地方，我在那里爱上了吉他。那是我平生到过的第一座大城市，一个摇滚重镇，满街黑豹，一地唐朝。后来为了生存去福建干歌厅，又为了学艺停下一切去厦门继续拜师，再后来又去北京的摇滚学校……终于，我带着音乐梦想去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