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阿J

　　农村人称呼母亲，少用妈、娘等正统称谓，多叫姨、嫂、婶、奶。我叫母亲阿J，意为姐。嫁入的女人无名字，只叫原村名，村人称阿J为北潭婶，北潭人称西湾姑，记工簿的全称吴北潭。

 

　　阿J今年八十四，体胖个矮，眼睛细小，其貌不扬。

 

　　听说老人可以全部忘记近期的很多事，但对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试图与阿J多交流，多聊旧事，特别请她回忆我的成长过程。阿J比我的记忆还清晰。

 

　　我出生于特殊时代的农村，命运多舛。

 

　　我大约十岁时，阿J经常就闹心口痛，因无钱看病检查，也不知是腹、心、肝、胸的病因或其它原因。每每夜深人静时，阿J既强忍又控制不了痛苦的呻吟声，呻吟后的叹息声和抽泣声，夹杂着生活重担的压力和绝望。睡在厅中凳条的我，阿J的呻吟、叹息、抽泣，重重地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深深感受到阿J的悲伤和无奈。

 

　　听大人说田间有一种天鹅草可治“心头痛”，我一大早就跑到田头，小心翼翼地拔起小小的天鹅草，凑齐一撮后在清泉上清洗。回家拿来盛着清水的小碗，拧出草汁滴入小碗中，捧到阿J面前，阿J默默看着小儿的举动，默默地接过小碗喝了……

 

　　“阿J，我的书是怎读的？”我有意诱导阿J的记忆。阿J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我的读书经历。

 

　　大约在1966年，村里办起了耕读小学。尚未达读书年龄的我，要阿J带去报名读书。老师见我小不点，要我举起右手，越过头顶，摸左边耳，摸不着左耳就不够年龄。老师劝说明年再来，我不从，硬要读书，阿J也帮忙求助，老师只好收下。因当时耕读小学兼备扫盲任务，同班的村中学生最高年龄十四岁，而我还不及自带的凳头高。

 

　　阿J说，没有书包，小姑用蒲草编织一个篮子作书包。没钱买方格练习本，阿J购买四分钱一张的类似草纸颜色的低级纸（白纸八分钱），割成三十二开分作语文、算术练习簿。为节省铅笔钱，我每晚下课后未清扫前，钻到台下寻找别人丢弃的铅笔头和削断的铅笔芯，插入小竹空心中，再用细麻丝捆绑着使用。阿J多次提及此事，面色凝重。

 

　　我们这代人读书，没有幼儿园，无六年级、初三、高三，高中毕业时共读九年书。我的初中是在大队小学毕业的。1973年毕业时正遇上恢复升学考试制度（短暂），全公社初中生在公社中学集中考试。我是学校的尖子生、班长，为使我考出优越成绩，为学校争光，也为学校多争取入学名额，老师对我特殊照顾，给我最好的床位，为我开小灶，专门煲瘦肉汤侍候。谁知虚不受补，两天连续拉肚子，弱小的我因脱水更瘦弱，眼睛深深陷塌。考试时晕晕沉沉，急得班主任象热窝中的蚂蚁。最后一科化学物理考试是在狂风暴雨中进行，交卷后头晕目眩地走出考室，班主任说用自行车把我们三个成绩优秀学生载回家，我说不用了。因考试前已与阿J约定，她拉番薯叶去安铺卖，回到学校等我。

 

　　我走出校门，看到阿J卷缩在木菠萝树下，全身湿透，眼睛紧紧盯住校门。当我步履蹒跚走过去，阿J连忙跃起扶住我，心痛地打量着，扶着上人力车。我埋怨阿J不到校内避雨，阿J说，天太热，淋雨凉快呢。阿J在人力车上掀起草帽和蓑衣，解开用稻草包得严严实实、还雾着热气的两个“糯米鸡”，塞给我一个，“趋热食吧，留一个给小妹”。我忍着不哭，眼泪却溶入放在嘴边的“糯米鸡”。阿J为保护五分钱两只的“糯米鸡”不被淋湿，自己却饱受风雨。

 

　　我慢慢嚼着糯米鸡，泪眼模糊看着近在咫尺的弱小身躯，迈着坚实的步伐在飞奔，身影越来越高大，象一座温暖的流动小屋，更象一座遮风挡雨的巍峨大山。

 

　　凭着扎实的基础和坚强的毅力，我中考成绩为全公社第三，大队第一。

 

　　考上高中又给阿J出了难题：村子离中学九公里必须寄宿，报名注册要十二元五角和一百斤柴。简直是天文数字，哪来的钱？阿J毅然作出借人力车到红泥地耙柴卖钱的办法，按她的计算，当时有砖窑厂在西湾桥头收桉叶烧砖，每斤一分八厘。若借车三天，母子俩每天能耙桉树叶三百多斤，除去租车费三元（一天一元）和缴纳生产队九角钱副业费（一天三角，记十分工），就够学费和交柴量了。但这种只有强壮男人干的活，一个弱小女人和小孩子能干吗？我升高中体检结果是身高一米三七，体重六十二市斤。但除此别无它径呀！

 

　　两年的高中生涯应该是幸福的。虽然全凭闭卷考试成绩升学，但学期刚开始又完全变味，上课时间全变为劳动。我因个子小，挑不起担子，被安排守蔗园或番薯园。天天从学校图书馆借小说，也偷看《青春之歌》等毒草小说。生活上，不管收成如何，阿J都竭尽全力，保证我食饱饭。阿J用白布缝了一个能装上七斤米的米袋，每星期七斤米，番薯随便拿，煎十一节咸鱼（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中午十一个正餐）装入瓶子，一小瓶蟹汁，二角钱（一星期六个早餐，每个早餐二两米、两分钱，零用钱八分）。在当时，有多少家庭揭不开锅，兄弟姐妹多的同学甚至一斤二两米交早餐都难，而我可堂而皇之寻找堂兄送给我那椭圆形饭盒。

 

　　阿J说我是读书人，无考试命。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了中专的开卷考试，竟然高分上线了。当时读上中专，农转非，国家分配工作，真是发梦都梦不到的馅饼呀。方圆几里都传开了，羡慕嫉妒恨呀，我飘飘然。可命运却捉弄人，当时社会流行一种皮肤传染病——疥疮，在集体住宿的中学尤为严重。儿时的好友是高中生，周末回来与我同睡一张床。他感染了疥疮又传给我，体检时正值高峰。一次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轻而易举地溜走了，我不愿面对；周围的眼光另类了，我不敢面对；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脸。阿J怕我出事，破天荒不出工，天天在家陪着，没有责怪的举动，也没有安慰的细语，只有关怀体贴的眼神。几天后，阿J低声问我，还考吗？

 

　　我点了点头，又摇头。阿J明白了，发出斩钉截铁的怒吼：“考！医好疥疮，卖掉锅头铜煲都要考！”我被阿J吓傻了，也吓醒了。

 

　　1978年高考前，我又病倒了，痢疾。几天下来，全身疲软无力。准备放弃时，在供销社工作的远房堂兄骑自行车回来，强行拉我进考场。

 

　　这次考上了广东省仲恺农校兽医专业。

 

　　阿J更瘦了，更矮小了，脸上更显衰老。但在我心灵深处，我的母亲阿J更加伟岸，更加坚毅睿智，更加美丽慈祥！阿J孕育了我，培养了我，保护了我，永远是我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