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没有留守儿童？(2)

　　善待

　　即便如此，大量的日本已婚农民也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冲入城市。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农民“不那么差钱儿”：首先，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其中，以池田内阁对于米价的大规模支撑和提高农业补贴最为典型；其次，日本农民一直有着“兼业”传统，在从事农业之余，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做短工是东北和北海道等地区农民的特点。

　　因此，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并不低，甚至有人说，日本农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农民，而且迄今为止，日本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城市，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这一切，事实上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期待值，这也倒逼了日本城市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农村劳动力必须更要“善待”打工者。

　　从《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中的研究数据看，虽然大部分打工者学历不高，而且多是进入中小企业，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遭遇“工具化”——他们大多被企业悉心培养，希望这些小蓝领能够成为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在《三丁目的夕阳》这部脍炙人口的影片中，1960年代来东京的汽车维修厂打工的星野六子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而影片中那种亲如家人的工作氛围也确实不是导演的人文想象。

　　

　　于此同时，一些企业还在乡村就近建厂，这样不仅使得农民可以就近入职，同时也降低了租地和人工成本，可以说实现了多赢。而这一趋势在1972年6月，田中角荣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后甚至成为一项国策。

　　农协

　　不得不提的是，在这种善待的背后，日本农协（JA）的作用巨大。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JA可以说是个全产业机构，从上游的金融（贷款、存款）、到中游的保险，一直延伸到生产和销售。这种模式不仅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由于其组织机构的细密和庞大，JA也在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

　　特别是在出身农家的田中角荣时期，JA主导的农村成为自民党的“票仓”，甚至一度成为能够左右竞选的绝对力量。因此，农民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农协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而农协则成为农村的政治代言人。这种代言对于农村的利益保障，不仅可以实时反应农民的真实需求，同时在遇到同城市、资本等利益集团的冲突时，不会各自为战。因此从效果上说：博弈所得大大优于政府从上至下给予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是冠以“惠农”的名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政客们不管谁上台，都不惜动用各种政策、顶着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保护本国农业、维持高米价（曾是美国米价的2.7倍）、限制进口粮食。因此，即便需要让农民进城务工，需要迅速的推进城市化，政府也不得不考虑“票仓们”的感受，不仅不可能有半点歧视和差别待遇，而且还要全心全意的改善农民工的社保、收入、住房、医疗和教育。

　　麦克阿瑟和日本人的反思

　　此外，从1945年至195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长达6年零8个月的军事占领。占领期间，麦克阿瑟通过强硬手段，分拆财阀、进行土改、设立新闻自由、并建立了包括工会和农协在内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抑制了政府权力，并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构了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使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这一切也为日本社会后来的自我治理改变奠定了基础。

　　这种改变从日本社会对于战前发展模式的反思开始，对于战前两个重要的结论——“日本资源贫乏”和“日本市场狭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对于“资源贫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把眼光局限于自然资源，却没有将“人”列入。而如何将人从负担变为资源，教育成了核心要素——因此，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的日本再次在教育上加码，仿照美国改造教育体制，保障100%义务教育的同时，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和专业教育，并且在企业施行的技能教育和现场教育上，同样不遗余力。其结果就是，日本国民文化水平再次提升，受过深度教育的人不仅能够胜任高级产品和服务，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打开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即便是蓝领，也可以通过技术创业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是再小的企业，也能成为全球某一技术领域的顶级生产商。

　　对于“市场狭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购买能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均质发展，让劳动阶层不仅成为生产者，而且成为消费者。1961年池田内阁提出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仅用6年就提前完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切身感受就是著名的“一亿总中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成为了中产阶层，消费是美德——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

　　三丁目的夕阳和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社会改变几乎与农民工进城同步发生，而相对于城里原住民，他们这种从乡村到城市，从底层到中产的感受更加强烈。根据1965年《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报告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生活会更好”的预期比例达到40%，不仅远高于留在乡村者（22%），甚至比城市原住民也高了7个百分点。可以想见，一个口袋里有钱，福利有保障，工作有未来，眼前有希望的人，谁还会把孩子留守乡村，谁还会让家庭亲情撕裂？

 

　　在《三丁目的夕阳》里，作为背景的东京塔越建越高，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它像是一个里程碑，更像一个平民的纪念堂——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民众是幸运的，不仅实现了发展的效率，同时实现了发展的公平；不仅迅速恢复了经济，同时轻松逃逸了“中等收入陷阱”，联想到近期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讨论，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于公平和效率并举的发展模式，确实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