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墙，还是开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问题

　　最近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开始大规模整治街道，拆除各种临街店面，将打开的门洞和窗洞重新用墙封砌起来。在网上看到很多热烈的讨论，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此举会伤害城市活力并造成种种不便，也有一些朋友从市政法规、行人路权、街面整洁等角度出发，对政府的行为表示支持。

　　我长期在校园中生活，除非有特别的事，平时一般足不出院，从来不逛街，对于封墙关店这事感觉麻木，也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只是由此联想到古代筑墙与开店的故事，不妨凑个热闹，与大家聊一聊。

　　高墙意味着封闭和隔离，商店则是开放和交流的场所。筑墙与开店，前者如举盾，后者如挺矛，早已纠缠争斗了千百年，并非始于今日。

　　中国古代的墙不但是与屋顶、梁柱、门窗共同依附于建筑物的局部构件，也是一种可以与厅堂亭楼并列的建筑类型，很多时候以独立的城墙、院墙形式出现，无处不在。不论是平民的宅院、官僚的府邸还是帝王的宫室、坛庙、陵寝，或者是官府的衙署、僧道的寺观、文人的园林，全部都掩映在封闭的围墙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城都修筑了高高的城墙，甚至一些集镇和山寨也拥有自己的镇墙和寨墙。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以前所未有的气魄下令把战国时期的各国长城连成横跨整个北方疆域的万里长城，之后历代王朝不断予以重修，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图腾。明代不但大修北境长城，还在湖南凤凰至贵州铜仁一线的苗疆边界构筑一条将近200公里长的南长城。清朝不再修长城，却为了维护关外龙兴之地，曾经在东北地区修筑漫长的柳条边墙，其造型是高宽大约三尺左右的土堤，堤上种植柳条，堤旁挖壕沟，禁止内地居民进入。

　　城市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聚落空间。大家不难发现，中文“城市”是一个典型的联合词组，由“城”、“市”两字并列而成。“市”指商业集市，“城”的原始涵义特指城墙，强调防御性，如《墨子·七患》中称：“城者，所以自守也。”中国古代营造城市，源自由上至下的行政主导，通常都是根据其级别高低，确定城址规模，先围一圈城墙，然后在圈里勾画道路，划定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区域。更重要的是，宋代之前的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不但宫殿区、居民区有墙围合，所有市场也都集中设置在封闭的高墙之中。

　　先秦时期齐国官书《考工记》描述国都规划，有一句说“面朝后市”，意思是应该在宫殿的南面设朝会区，北面设市场区。这种市场四面筑墙，边墙上各辟一座市门，里面分设店铺和摊位，平时由市令管理，早晨开门，晚上关闭。《周礼·地官》专门有一章“司市”，规定市场中包含朝市、夕市和大市三种交易场所：朝市居东，清晨营业，主要是商人之间的大额贸易；夕市居西，傍晚营业，开展大商人对小店主的批发业务；大市居中，正午营业，属于面向市民的零售集市。

　　这套分时分区的市场管理制度看上去挺完善，但实际上无论对于商户还是居民来说，都很不方便。中国古代长期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地位不高，所占经济比重有限。“四民”的排列次序是士、农、工、商，商人居于末尾（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写的那位乐女 “老大嫁作商人妇”，可见她青春貌美的时候是不会选择商人的，与今天的姑娘个个想嫁老板的择偶标准迥异。）在此背景下，市场也受到极其严格的管理，一切商业活动都屈从于高墙的约束。

　　中国古时候绝大多数城市人口有限，商铺会定期给中上层人家送各种日用货品，另有一些小贩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市场受限所带来的不便。更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自给自足，只有少量的商业需求，主要由定期的集市和流动商贩来满足。

　　西方的情形与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历来重视商业，商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城市往往因为商贸活动而兴起，逐步发展而成，并非完全行政主导的结果，“市”的意义远远高于“城”的概念。市场和商铺通常占据城市最核心的地段，面朝广场或街道开门，具有开放的空间特征。城市外围有时也会修筑城墙，但轮廓都比较曲折，不如中国古城那样规整。

　　

　　唐朝是中国里坊制最成熟的时期。首都长安城拥有百万人口，是古代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超级都市，却只有两个封闭集中的市场——东市和西市。两市占地面积都有九十多万平方米，设有各式商铺，囊括“二百二十行”，货物琳琅满目。东市相对靠近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周围里坊分布着很多高官显贵的府邸，因此以经营高档商品、服务上层为主。西市主要面向广大平民，另有许多来自西域、波斯、阿拉伯、日本、朝鲜半岛的客商在此交易，比东市更热闹。传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把购物称作“买东西”而不叫“买南北”，就源自大唐长安的东西两市格局。除了这种封闭的市场而外，唐朝人没有其他街可逛，因为所有城市街道的两侧都是墙，一片萧杀，夜间还实行“宵禁”制度，连门都出不去。

　　北宋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官员曾经专门测绘研究过唐代的长安城，称赞这种高墙四立的规划格局最大的好处是“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也就是说住宅区和商业区截然分开，互不干扰，而且城市面貌整齐划一，非常利于日常管理，“逋亡奸伪无所容足”，无需居委会大妈和朝阳群众帮忙，坏蛋也不容易藏身。只是唐长安的市民未必都同意这个看法——随便买点什么东西都非得红尘滚滚跑去CBD一趟，确实有点坑人。由此可见，高墙背后隐含的是“秩序”和“威权”，而集市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和生活便利则成为牺牲品。

　　这种情形在北宋时期终于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中国各地城市都沦于残破，原有的坊墙和市墙大都遭到破坏，在城市重建过程中也没有全部恢复。另一方面，北宋经济极为繁荣，里坊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商业活动需求，一番变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