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墙，还是开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问题(2)

　　以首都东京汴梁为例，从后周时期开始，就有人打破坊墙和市墙的限制，临街开店，到了北宋初年愈演愈烈，渐渐形成繁荣的街市。朝廷认为这种局面不符合千年以来的古制，而且会带来侵占路面、影响交通的后果，遂屡次下达严禁“侵街设店”的法令。但是这些沿街的店铺如荒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被封闭后，一旦禁令稍有松弛，立刻重新出现。于是朝廷再封，过一段时间店家再开，来来回回，循环往复。

　　到了后来，朝廷觉得不胜其烦，管理日渐松懈。同时，一些高官权贵也纷纷沿街开设邸店，出租牟利，他们带头反对朝廷禁令，主张彻底放开。最终市场派大获全胜，里坊制被废止，往日的高墙纷纷消失，“市”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到极大的拓展，东京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纷纷沿街开店，各种早市、夜市以及庙会集市和节日集市层出不穷，应有尽有，繁华程度不在今天的上海、深圳之下，其盛况可以通过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得到佐证。

　　当时东京最热闹的商业街至少有八条。大内宣德门南面的御街直抵朱雀门，两侧有车家炭铺、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铺、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店、李四分茶店等等，以饮食店为主。东面御街通向新宋门，依临汴河，很多客店设在这里，最有名的一家是十三间楼。西面御街通向新郑门，有许多果子行、花果铺席、妓馆和酒店。宫城东侧的北御街非常繁盛，有鹰店、珍珠店、匹帛店、香药铺、金银行、徐家瓠羹店、潘家酒楼，还有五十几家瓦子、勾栏（娱乐中心）。马行街一带除了贩马之外，有专门卖鸡的东西鸡儿巷，同时也是医行、药行的汇聚之地。宣德门前大街横亘东西，专门设有一个“鬼市子”，五更至天亮之前做买卖，其余地段以酒楼和药铺为多。宫城东华门外的大街很短，但是卖的东西却是最好的，尤以时新花果、水产野味、金玉珍玩见长，全城最大的酒楼樊楼也开在这里。大相国寺不但是一座名刹，也是城内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寺院东门外的大街上有许多服饰店、刺绣店和书店，还有专卖南方饮馔的南食店。

　　如此景象，不但蕴含巨大的商业利益，也给市民带来极为丰富的日常生活，相比唐长安城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究其根源，不得不感谢坊墙和市墙的拆除。

　　从此之后，中国的城市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由里坊制转化为街巷制。苏州、扬州、湖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的商业更为发达，甚至出现“临水而楹，跨衢而宇”的店铺格局。

　　当然，历史也会出现新的反复。清朝入关之后，曾经在首都北京实行满汉分治制度，将内城定为八旗驻地，把汉族居民和大多数店铺、酒楼、茶舍、戏园、妓院等商业设施迁到外城。到了清代中叶，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很多汉人在内城定居，也有很多店铺在内城重新开张，但直到清末民初，北京外城的商业都远比内城繁荣得多，著名的前门大街、天桥、大栅栏、琉璃厂、八大胡同以及许多老字号都在外城。外城街道偏窄，建筑质量普遍不及内城的高墙大院，很多地方显得拥挤而杂乱，可是鳞次栉比的临街店铺却带来更为浓郁的生活气息，利弊得失，倒也难说。

　　

　　中国古代墙最多的地方就是宫廷，无论是宫殿还是皇家园林，都以重重宫墙封禁，不但带来巨大的安全感，同时也象征着皇权的高不可攀、远离凡尘，因此宫廷是距离商业市井最远的场所，皇帝和后妃们也是最不可能逛街的特殊人群。

　　可是吊诡的是，历代宫廷偏偏对民间的市肆非常向往，热衷于在高墙之内仿建各种店铺。这种风气从汉灵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络绎不绝。以清朝为例，北京西北郊的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和清漪园（颐和园）森严的围墙中都设有所谓的“买卖街”，吃喝玩乐各式铺面一应俱全，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布景摆设，一般在元宵节或其他一些特殊节日开放，以太监冒充店员，让皇帝和后妃们临时感受一下逛街购物的乐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实例，是颐和园北宫门内重建的一条苏州街。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小说《北京法源寺》中曾经对宫廷中的买卖街做过一番评论：“这是中国式的化装舞会，远从纪元前二世纪便流行在中国皇宫里，有时候皇帝也亲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与左右同乐，学做老百姓开心。他们整个是另一个阶级——把老百姓关在十八道金碧辉煌的宫门外面，然后在里面装做老百姓的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矫饰的买卖街也是对宫禁高墙的一种逆反。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商品经济受到很大的抑制，物资匮乏，商店偏少，很多城市街道两侧都是高墙，显得冷漠而封闭。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常常把“破墙开店”看做是突破僵化模式、促进市场繁荣的重要举措，受到全民热烈拥护。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城市的临街商铺已形成燎原之势，以致出现大量违章建筑和占道经营现象，隐患重重，给城市带来许多新的问题，确实需要市政管理者认真予以应对。但是，解决之道是否只有砌墙封店一种选择，值得思索。

　　看到网络上热火朝天的讨论，特别是许多店主的控诉，恍然有穿越到北宋东京的感觉。不过现在的情形毕竟与古代差异很大，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明显不同，或许其中另有更深层次的隐情，是非曲折，一时难断。

　　转头想想，其实时间才是最好的裁判，不妨过几年再看，整治过的街道最可能出现的结局无非两种：一是从此告别脏乱差，走向高大上，保持光鲜亮丽，人民群众喜出望外，感谢当初市政部门的英明决策；一是街面萧条，冷清无趣，百弊丛生，人民群众深表不满，怨声载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禁令可能会慢慢放松，而原有的商业模式如果尚存活力，自然会推动那些被封掉的临街小店重新破墙而出。

　　所以，这出矛与盾的攻防之战，要分出胜负，还需要再等一些时日。在更远一些的将来，随着城市格局的不断更新和商业形态的剧烈变革，墙与店的形式也许会出现更为惊人的异化，甚至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但这对冤家纠缠千年的历史，只怕未必就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