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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时候家里穷,没有买书的钱,书都是借来读的。后来参加工作陆陆续续积起了几纸箱的书,没有书架,塞在床板下,僭称为私产,几次搬家都拖带着一本舍不得丢。省城工作生活的最初几年,举目无亲,经济的压力常是有的。97年的时候妻将临盆,我500多元的月工资每月存不下钱,自感生孩子钱上不足,妻子对我说:“你回趟老家吧,跟爸妈张嘴要点钱,算是借的也行”。无奈家室之累,我便回了鲁西南,还没等跟父母张嘴,母亲就说:“秋后你弟弟结婚要盖房子,盘算着花销不大宽绰,你在外这几年,多少挣点儿,到时给家添点吧。”母亲这么一说,我就只有把嘴闭上,第二天匆匆赶了回来。埋头枯坐,忽然看见床下我那几箱书,就打定主意先卖掉再说。星期六找了块塑料布,自行车驮上两箱书,就骑出去想找个摊练练,读书人脸皮薄,苦苦转悠了一整天,走遍小半个济南,也没好意思铺下塑料布,两箱书稳稳地呆在车后座上,一箱也没解下,至晚回家,骑车骑得两腿酸疼,却未收寸功。一夜辗转,次日一早又骑出去,时至中午才在联四路一个偏僻的墙根摆出书来。虽然行人稀少,但因书的品相还好,卖的便宜,又多是名著,临到黑天就有了40多元。下个周就学聪明了,拣了个有路灯的墙根蹲了,熬熬时间得银两更多。四个休息日,书箱就都空了,几册卖不出去的破书塞进了旧橱柜。
     说实在的,一直到今天我还惋惜卖出去的那些书,有的跟了我不下十年,朋友一样,可我出卖了它们,一直到今天我还埋怨自个当时的无能和不仗义。而今拥有几千册的书,却常常为那卖掉的某一本而心痛,那上面标有我对很多段落的评注,为了心理平衡千方百计买回来新的版本,却都默默地呆在书架上,翻都不曾翻过,有的则再也没有买到过。
     我现有的书很大一部分是从旧书市场淘来的,回念往事,有几年几乎每个周六都去瞅瞅,买回了不少名著,以致混熟的书摊老板都认为我是个旧书贩子。说起旧书,有的旧得还真不像个样儿,没准是哪位逝者所遗,但仍旧有人当宝贝买。前几年淘得一册32开本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书是泡水晒干了的,极不平整,像从牛圈里牛蹄子底下拽出来似的,书页粘在一起,漾着一股怪味。那也得看呀,读不几页,脸和脖子就痒得厉害,时间长了手也痒。没奈何拆开了书页,戴着手套读多少撕去多少,都顺着窗户扔出去。有一次一进市场,就看见靠大门的书店门口堆了一摞《作家通信》,有04年的、05年的、也有06年的,这可是中国作协的会刊。年老的店主说是一个与其有交情的老作家处理的,一元一本,我也不打价,就捆上都要了,那次就没进到里面逛,银子已经用完了。因为频繁地去旧书市场,选择性强了常常淘不出好书来,有时转遍整个市场,耗时两个钟头才选中一本书,也就渐渐去的少了。有时出差在外,也挤时间去图书市场看看,北京琉璃厂、潘家园旧书市场都到过,也淘回不少称意的来。
     一个想以文立身的人,多读点书总有帮助,尤其是在起步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书给你带来影响。但书怎么读、读什么也是个学问,明代王世贞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大历之后也就是晚唐以后的书,“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就都不要读了。我是怎么办的呢?感觉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就很啃了一通修辞学;感觉外国文学的语言精典,就很读了些给自个输氧。上街办事也挟着书,一路瞅着字,街上那么多的美眉、短裙擦身而过,也不知道抬脸张一眼,倒要一心在书里寻“颜如玉”了;白天忙,每晚给自己定下50页的读书目标,渐渐琢磨出些体会来,叔本华曾言:“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例如正享盛名,或者在一年中发行了数版的书籍都是,不管它属于政治或宗教性还是小说或诗歌。你要知道,凡为愚者所写的人是常会受大众欢迎的。不如把宝贵的时间专读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我读国外作品,也是侧重名著的,但不少名著是一个世纪前的作品,语境上翻译比较陈旧,除了学习创作手法,其他对指导当前创作帮助不大,于是又把阅读放在近30年来国外创作的长篇上,没有那么多长篇就去读《译林》、《名作欣赏》及最新年度翻译小说的作品,但即是这样,总也不够读,寻思着还是精读些精典,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就读了四遍。
     我想成就一个作家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而不会是什么生活阅历及其他,《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30多岁就不出门了,有什么丰富阅历? 我的这些书,有一半未读,啃完得个几年,虽不曾像钱惟寅“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但这几年为读书滴眼液也用了几十瓶,即便这样,有很多书还是只能选择泛读,算是比装装门面的叶公强些。


    作品集王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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