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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乡(6)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我常怀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
   
   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我们六个老人(我们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紧饿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们还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可是挂过彩的军人和肖桂兰都是务实派,不善空谈。我的任务是“诱供”,另有几人专司记录。我一心设法哄他们谈过去的事,因此记不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村史”没有写成。
   
   阳历元旦村里过节,虽然不是春节,村里也要演个戏热闹一番。我才知道这么个小小荒村里,也人才济济。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无道君王下乡选美确有道理。
   
   五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人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作品集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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