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魅力

　　钱锺书先生离世后，我的老伴去看望杨绛先生，一进门还没说话，只见杨先生孤身一人，老伴就抑制不住抽泣，后来干脆放声大哭起来。杨先生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到沙发上说：“你比钱瑗小四岁吧？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锺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锺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老伴回来向我传述以后，我说：“瞧你这点出息，让你去安慰老太太，反倒成了被安抚者。”说这话时，杨绛先生88岁，到2010年春天，杨绛又在人世顽强地生活了12年。时间是最严酷的史官，这12年，杨绛纤弱的身体承担了人们无法想象的沉重和痛苦，她做了多少超负荷的工作。直到接近百岁前夕，她的脑子还在坚韧地思索，她的笔还在顽强耕耘……2010年元旦之后，她写的《俭为共德》（见3月10日“笔会”），证明了她还在为社会风气的奢糜而担忧。还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杨绛说过：“灾祸孕育智慧，苦难磨练人品。”果不其然，现在杨先生年龄越大，体质越弱，却越是彰显出了她的人格魅力。

　　中国人计算年寿的习俗，“庆九不庆十”；杨绛是1911年7月17日诞生的，进入2010年夏季，她就是一位跨进百岁的老人了。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这位百岁学者的人格风范，是否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高尚作事，低调作人，毕生自强，终竟自律。

　　当电视剧《围城》（原着在1946年12月《文艺复兴》连载，次年一月成书出版）热播时，钱锺书好像成了“文坛新秀”，几乎要被媒体包围，不速之客简直挤破了门。钱先生避之唯恐不及，曾对我引用民间格言说：“要想好，大作小！”他的诗中还有一名句：“落索身名免谤增”。杨先生当时则更卑微地自比：“我成了一条挡驾的看家狗。”这就叫做低调。至于他们所作高尚的事，实在太多，我这小文，无法容纳，恕不一一。

　　咱们还是说钱先生辞世后的近事吧。

　　头一件大事，是出了十三册《钱锺书集》（三联版）；第二件是出版了五册《宋诗纪事补订》（同上）；第三件是《钱锺书手稿集》（商务版）影印出书；第四件是《我们的钱瑗》（三联版）成书。杨绛说:“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四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置。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要让自己伤痛的心静下来，要喘一口气，寻找一个使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从中外贤哲的书中，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决定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笔者曾写过一篇读后记《天鹅之歌》（载《文汇读书周报》）。此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很快售罄；港台两地也相继出了繁体字本。我收到她的赠书是2000年7月，原先我的担心，立刻释然了。杨绛没有被大悲大灾击倒！90岁的老人又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这时她开始了“打扫现场”，她把钱锺书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进行了分类处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钱锺书手稿集》（三大本精装，这只是中文部分），是由商务印书馆斥资三百万元，以高科技手段影印出版的。之所以取名《容安馆札记》，乃是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审容膝之易安”（审，诚知；容膝，仅能容纳双膝，描述所处地之狭小也）。这些笔记，随着钱锺书一生颠沛流离，伤痕累累，但毕竟可以让人从中看到钱锺书怎样变成一代巨匠的踪迹吧。同时，也能欣赏到那些劲秀有致的行书小楷，这也是对特殊遗产的艺术享受。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与钱先生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主编的馆刊同名）。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本息已经升值为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钱杨二老一生俭朴，但据我所知，在各个特殊时期，受到他们资助的中青年学子，不可数计。钱先生生前曾对我自嘲说：“我生来就是寒士骨相。”这话与今天的人民币八百万捐献相比，真有霄壤之别啊。

　　获得“好读书奖学金”的贫困青年，不断给杨先生写信致谢。他们当中有许多是钱、杨作品的忠实读者。这些获奖的青年看到杨先生家居陈设简朴没有装修，无不为之动容。这个小区的某邻居也说：“这老太太犯傻，好几百万能买多大的一座别墅啊！”杨先生说：“人的追求境界和想法，有没有‘形而上’，总是不一样的。”钱、杨二老一生朴素，也证明了《俭为共德》的言行一致，从我做起。杨先生借此归结到她对清华校训独到的理解，她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理解‘自强不息’是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永远上进。‘厚德载物’是一个道德标志。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敢于担当时代重任，那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自强不息’是‘起’，起点的起；‘厚德载物’是‘止’，‘止于至善’的止。这八个大字也是我对‘好读书奖学金’获奖同学们的希望。”笔者敢问：在两个世纪的经历中，有谁见过钱、杨二老懈怠奢糜，自我膨胀吗？他们毕生自强，终竟自律，愚以为，这才是他们人格魅力的奥秘所在。

　　杨绛晚年所写的《我们仨》、《怀念陈衡哲》（收入《杨绛作品精选散文2》，人文版）、《走到人生边上》（商务版），以及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三联版），还有《我们的钱瑗》，它们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品位，而且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试举一例。胡适是认识钱锺书的，他在海峡对岸曾经高度评价《宋诗选注》，但他说：“我向来不认识钱锺书。”现在通过《怀念陈衡哲》，杨绛披露了胡适与钱锺书不仅认识，而且还留下过一首旧体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他俩是通过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介绍认识的。他们在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家，有过亲切深入的谈心，谈当前时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去留。当时这五六个人（半打）代表三个家：钱、杨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也倾向于留下；胡适却是不可能留下的。这个已成的定局，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现状的英文小说，他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他们最关心的，因为他们都是即将进入一个陌生新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相聚谈论，谈得如此认真，这般亲密，很像挚友之间说悄悄话。钱、杨为什么不走呢？如果选择离开大陆，条件会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朱家骅曾许给钱锺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邀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送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也曾许以教职。牛津大学汉学家K.G.Spalding到1949年3月中旬还来信，希望他们赴英。但两人不为所动。钱锺书和杨绛决心留下，一如他们1938年秋天义无反顾地从欧洲急忙登轮返回烽火连天、家破人亡的祖国。理由很简单，正像钱锺书同年三月给同窗Stuart的信上所说：“Still,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这就是钱锺书对祖国和同胞的态度，多少年来，始终如一，他们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文化，不愿舍去父母之邦。笔者在《钱锺书论学文选》第二卷第三章《背国不如舍生》的按语中曾说：屈原不仅表达了他“独怀故宇”的思绪，而且他的精神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对祖国九死而不悔的优良传统。钱先生指出，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正是这种眷恋宗邦的爱国思想，使士人生死与之，宁作累臣，不为逋客（累，过失；逋，逃亡）。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