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8)

    “人家外地姑娘纯着呢，不像咱北京的，想怎样就怎样。”

    “好吧，不耽误你俩打电话了。”

    “行，改天聚聚。”

    “好，拜拜！”我挂下电话。

    墙上的钟表直指五点整，再过一会儿我的父母就要下班回到家里，我可以趁这会儿功夫抽根烟再发会儿呆，然后在晚饭后看两至三个小时的电视剧，最后洗漱上床睡觉。

    这就是我寒假第一天的全部生活。

    19.又见韩露

    几天后，我百无聊赖地呆在家中。电话突然响起，我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说：“喂。”

    “邱飞！”一个女子的声音。

    “谁呀？”我问。

    “你没听出来吗？”女子嘻笑着问道。

    我已听出是韩露，但故意说：“没有，您是哪位？”

    电话那边依然不肯透露自己：“你再听听看。”我为韩露的童心未泯感到好笑。

    我假装认真地说：“你说两句话让我听听。”

    她说：“才分开没几天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我装作如梦初醒地说：“噢，你是张芳吧。”我胡乱编了一个名字，想听听韩露的反应。

    “不对，再猜。”韩露神秘地说。

    “那你就是李梅，那天晚上我喝多了，真是不好意思。”我故意把话说成这样。

    “讨厌，我是韩露。”她终于按捺不住。

    “噢，原来是你呀，放假了吗？”

    “放了，我现在回北京了。”

    “回来就好，重新投入首都的怀抱，内心深处是否无比激动。”

    “有什么可激动的，我打小就在这儿长大。”从韩露的语气中还真听不出她对北京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难道你也没有强烈地想见到我的愿望吗？”反正我呆在家中无所事事，不如去找韩露叙叙旧。

    “没有，但是我能够满足你想见到我的强烈愿望。”韩露笑着说。

    “你去了外地半年没有变傻。”

    “废话！上海人比北京人精多了！”韩露感叹道。

    “你没给首都人民丢脸吧，没被他人欺骗去纯真的感情吧！”我关怀地说。

    “那还不至于，我毕竟是在皇城根下长大的。”韩露很自信。

    “那就好。我今天没事儿，你呢？”

    “我也没事儿。好久不见了，我们出去玩吧。”

    “行，去哪？”我问。

    “去看电影吧，正演《甲方乙方》呢。”

    “好吧，我们哪儿见？”

    “还是老地方吧。”

    “好。”

    所谓的老地方就是指西单路口的1路公共汽车站，韩露的家在朝阳，我的家在海淀，所以选择了这段距离的中心位置——西单，作为我们的约会地点。

    我到1路车站的时候，看到韩露已经等候在那里。

    我们先是相觑一笑，然后在我考虑是否有必要握一握手或拥抱一下时候，韩露先说话了：“你怎么还这样呀！”

    我听不出这是她对我的现状不满还是对我风采依旧的喜出望外。“那我应该什么样呀！你倒是有点儿变化。”

    “什么变化？是变好看了还是难看了？”韩露笑吟吟地期待着我的回答。

    “别臭美了，你的变化是终于能比我先到了。”

    “讨厌！”

    “你比原来好看了那么一点儿，只是有限的一点，你可千万别为此骄傲。”韩露今天特意精心打扮一番，脸上画了淡淡的妆。

    我抬头看了一眼电报大楼的钟，快十二点半了。“吃饭了吗？”我问。

    “没有，挂了电话就来了。”

    “那先去吃饭吧。”

    “嗯”。

    我们走进一家饭馆，点了一些东西，又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罐可乐。菜上来后，韩露吃了一口感觉不错。

    “上海饭吃得习惯吗？”我问韩露。

    “还行，就是量小了点儿，有时候刚吃完就饿了。”韩露看着眼前的一大盘子菜说。

    “吃那么多干什么，你得淑女点儿，哪怕是装的，否则找不到婆家，尤其是在上海那种地方。”

    “你还别不信，我真就在学校找了一个上海的男朋友。”韩露说话的时候始终翘着脑袋。

    “你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伦敦的男朋友我也信。”

    韩露不慌不忙地打开钱包，拿出里面的一张照片，说：“你自己看看吧，眼见为实。”

    这是一张韩露与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七的男生在东方广场的合影，韩露的脸上印着灿烂的微笑和上海的阳光，那个男生把手搭在韩露的肩膀上，满脸狐疑地奸笑着。

    看了这张照片，我不禁想象出那个男生用身体将韩露抵在夜色下的墙角，说“你的胸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时的样子。虽然我与韩露已经分手，尚且没有与她重归于好之念，但我并不希望她这么快就找到男友，而且还是上海的。

    “丫是你同学？”我问。

    “你对人家尊重点儿，他也没招你。”韩露从来没有这么偏袒过我。

    “我应该用上海话说，这个小瘪三是你的同学吗？”

    “是又怎样？”韩露只顾低头吃菜，也不看我一眼。

    “你们俩谁找的谁？”我对这件事颇感好奇。

    “你觉得呢”韩露反问我。

    “王八看绿豆——对上眼儿了。”

    “你还会说什么呀！”韩露瞪了我一眼。

    我们陷入一段好半天的沉静。

    韩露喝了一口可乐，打破僵局：“是他先找的我。”

    “那好呀，祝贺你的无限魅力使得上海小丫挺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我举起酒杯，韩露却不理我，我只好独自喝了一口，“说说这个上海小生是如何对你俯首贴耳的。”

    “也没怎么，就是他找我一说，我就答应了。”韩露有些不好意思。

    “你也不考虑考虑，哪怕有个磨合期呀！”我愤愤地说。

    “当时我一个人远在他乡，天天想家，在那里也没什么特好的朋友。”

    “那你就跟我联系，多交流感情。”

    “我给你打电话，你着急挂，我给你写信，你回信又写得那么绝，你知道我看了你的信后有多失望吗！”韩露委屈地说。

    “我这也是以咱们的学习为重。”

    “可是我每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哪有什么心情学习，北京学生到了外地受排挤，我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不能总压抑自己的感情吧！”韩露好像饱受辛酸。

    “那你就去找几个北京的老乡，开个老乡会什么的。”

    “你不知道，北京的学生到了外地相互间根本不联系，就是见了面也不见得打声招呼，更别说开老乡会了。北京学生倒是也能聚齐，就是在补考的时候，满考场全是来自西城、东城、崇文、海淀的北京学生。外地学生看见补考就嘲笑说，北京学生又在开老乡会！”韩露凄惨地讲着。

    我听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小姐，再拿一瓶啤酒。”

    后来我们又聊了高中同学的近况，韩露从我这里得知，班上几名男同学相继在各自的学校找到了女朋友；我在她那里得知，某个女生在进入大学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失身给两个高年级男生，终因被抛弃而痛苦万分。其实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女生已身处悬崖边缘了，她颠倒是非，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每当我们上思想政治课的时候，她就在底下偷看岑凯伦、雪米莉等人的小说，受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腐蚀（那时香港尚归英国所属，推行的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她今天的悲惨结局理所应当归咎为当初不及时悬崖勒马，非要等到马蹄踏空之时，才想起勒紧缰绳，可马却由于惯性掉进了万丈深渊。

    韩露说：“没想到半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说：“是啊，将来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呢！”

    韩露说：“我挺怀念高中生活的。”

    “我也是。”我说。

    出了饭馆，韩露一看表，快四点了，问我：“还看电影吗？”

    “当然看。”

    韩露拉着我的羽绒服说：“那就快点儿走。”

    “着什么急，我有点儿头晕。”这顿饭我喝了四瓶啤酒。

    进了电影院，我们找了两个偏后的位子坐下。电影放映过程中，我偷偷瞟了一眼韩露，她看得挺专注。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拉到她的手，她看我一眼，没说什么，扭过头继续盯着银幕，并不时发出笑声。我头昏得厉害，努力看了会儿剧情却没能看懂，酒精在我的体内发挥着作用，使我产生了想亲吻韩露的欲望。

    我把韩露揽入怀中，她挣脱出来，低声说：“别这样”，然后继续专注地看电影。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将胳膊搭在韩露的肩上，嘴凑到她的脸旁，韩露一只手挡住我继续向前的嘴，另一只手把我的手从她的肩上摘掉，低着头说：“这样不好。”

    两次努力都被回绝，我失去了再一次的兴趣。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眼前依次闪过，却在我僵硬的头脑中留不下任何印象，我在恍惚中渐渐睡着。

    韩露叫醒我的时候电影已经结束，观众们在陆续退场，我睡眼惺松地跟着韩露出了电影院。风吹在脸上，我清醒了许多。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我自己坐车走。”韩露说。

    “那好，打电话联系。”

    “好。”

    “再见。”

    从这天以后，韩露直到开学前准备动身去上海的时候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说去送她，韩露说不用，她马上就要下楼去车站了。

    20.在钟风家

    寒假里我和杨阳在钟风家里小聚了一次。这次聚会是因为杨阳提出组建一支乐队的想法，我们三人对音乐的热爱不言而喻，但在对待音乐风格的问题上却大有差距。当时有一种叫做“朋克”的音乐形式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一时间无数地下乐队涌向大小酒吧，向人们展示这种音乐的魅力，钟风正是这种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他想把乐队风格定位于此。

    我更偏爱非主流一些，想把音乐做得注重旋律和讲究音色，特别是在对效果器的使用上，然而我从没摸过电吉他，更何况对效果器音色的研究。杨阳喜爱的是另类音乐，这种音乐特别凭借个人的感觉和独特气质，我曾在杨阳那里听过几盘关于这种音乐的打口磁带，它给人一种空灵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像是清晨河面上漂浮的雾气，又像夜空中缓缓游动的浮云，给人感觉忽远忽近，近在眼前却无法企及，支离破碎又浑然一体，做这种音乐更需要乐器的考究。

    我们仨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竭力通过说明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如何之好而说服他人。忽然，我们意识到一个更为严重而且是最根本的问题——乐器和人员的不足。我们那三把木吉他难堪重任，这里还涉及到分工的问题：谁去当主唱，谁来弹吉他，谁去弹贝司，谁来打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