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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21)

  我跟周卫东商量,他一个劲地安慰我,说公司纯粹是虚张声势,你这事最多算是民事纠纷,根本扯不上什么刑事责任,“怕个棰子怕?”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亲眼见过王大头是怎么办案的,成都英岛公司的老总就因为进了几箱假烟,被他们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连罚带打,最后倾家荡产。王大头自己都承认:只要进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说不清,这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罪或者非罪,只有幸运或者不幸,“你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何况我的欠款是结结实实摆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铁了心要弄我,只要甩个几万块给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良出事后,我和王大头一直没有联系过。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释清楚,不光是我,连李良都不会再当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温和,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觉离他越远,这说明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心。

  这也是我不敢向他开口的原因。我和叶梅的奸情败露后,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离的,有时看着很亲热,有时又冷若冰箱。前几天我让我妈做了一盆当归炖土鸡,亲自用保温饭盒给他送去,说让他补补身体,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千好万好,很感激的样子,但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却发现那个饭盒冷冷地躺在厨房的角落里,上有菜汤下有饭粒,里面的鸡却一口没动,我看着自己的一片心意长满了绿毛,心里很不舒服,质问他为什么不吃,话刚出口就后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愿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这种矫情的姿态让我又愤怒又伤心,还有点无端的怜悯。

  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借钱,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与其被李良拒绝,被他鄙视、嘲笑,我宁可去坐牢,那样看起来倒还像条真正的汉子,或者说,至少没有违反我们年轻时订下的规则。大二那年,文学社的报纸《或者》创刊发行,在高校圈子里引起极大轰动。李良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决不沉沦。我们只选择两种死亡:辉煌,或者壮烈。”这句话诞生于一个夏夜的卧谈会,被老大称为“里氏七点八级的牛逼”,程度相当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钱的事快把我逼疯了。前天回家时,看见楼下有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后车窗没有关好,露着两寸宽的缝隙。那是半夜两点钟,街上寂静无人,我左右环顾,心跳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问了自己20次:干,还是不干?修理厂的李师父对这种车很有研究,我跟他学了一下,只要一根长铁丝就能撬开,出手也方便,给梁大刚就行,应该不低于八万元吧。我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听到值夜的老头咳嗽着蹒跚而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心里咚咚乱响,想我他妈的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贼。

  其他的办法我也想过,抢银行、砸金店、拦路抢劫,或者潜回公司点一把火,把所有的账目烧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屁都没处放。最偏激的时候甚至想买一把杀猪刀,把董胖子、刘三和老赖都做了,然后亡命天涯。冷静下来就知道这些办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从来就不具备那种果敢杀伐的素质,我真的能置一切于不顾,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么?我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李良给我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爱钱的困于钱,好色的困于色,“你太爱你自己,所以会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转眼就到。早上八点钟,门律师又给我打电话,说再给我四个小时的缓刑,如果12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把钱送去,“你就准备接传票吧。”我一边梳头一边告诉他:“我上午还要去面试,你要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觉得还不过瘾,又像温柔地说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后砰的挂了电话,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高兴。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汉痛骂一顿,只要咬着牙挺过去,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周卫东说的好,实在不行了,老子买个假身份证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个三年五载,再回来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现在也等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留恋的。

  昨晚上做梦梦见了赵悦,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在校门口的电话亭旁,她关切地问:“我这里还有点钱,要不你先拿去用?”那是黄色录像事件后她对我说过的话。我在梦里隐隐约约感觉有什么不太对,笑嘻嘻地回答她:“我现在当经理了,有的是钱,你的钱留着买衣服吧。”突然之间,场景就变了,我站在金海湾酒店的阳台上,赵悦一丝不挂,眼里泪水直流,对我说:“陈重,你亏了良心,你亏了良心!”然后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推搡我,我一个没站稳,轻飘飘地从楼上摔下来,一边跌落一边大声斥责她:“你总是这个德性,一天不吵你就浑身难受!”

  那夜月光如水,照得人眉目生凉。几只晚睡的麻雀被月光惊醒,振翅远远飞去。在成都西延线一栋红色的楼房里,一个又丑又脏的家伙忽然翻身坐起,像疯子一样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那些圣洁的、蔚蓝色的月光,在他胡子拉茬的脸上缕缕浮动,好像梦中的泪痕。

  约我面试的是美领馆旁边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他们缺个销售部经理。可能是没睡好,老板问我问题时,我回答得语无伦次,自己都有点脸红。估计他对我也不太满意,听我说薪水至少要5000元时,他阴着一张大饼子脸“嗷”了一声,二话不说就把我轰了出来。

  这里是成都的富人区,集中了一大批幸运的小偷、强盗和骗子们,在丧尽天良的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改换容颜,开着名车、住着豪宅、挎着美女,有个新名头唤作“高尚人士”。不远处曾经开过一家女士酒吧,传闻是年老色衰的阔太太、闲极无聊的二奶们寻找精神填充物和肉体填充物的交易场所。我99年曾经带赵悦去过一次,鼓动她从吧台边的一群帅哥中挑一个,赵悦笑嘻嘻地回敬我:“我不要,自己的老公都还没玩够呢,找他们干什么?”

  这几天火气很大,嘴臭得能熏死苍蝇。我在路边小店卖了块绿箭口香糖,慢慢地嚼着,心事重重地转过街角。路过好又多超市的门口时,我不经意地往里看了一眼,正在蠕动的下巴立刻张开,整人个被电打过一样僵在当场:在拥挤的人流中间,我美丽的前妻,赵悦,正提着大包小包,长发飘飘,笑逐颜开地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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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节

  警察进门时,老太太吓得差点摔倒,以为我做下什么惊天大案了呢。我当时也有点发蒙,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那两个警察倒很客气,胖的那个操一口浓重的自贡口音,说话时舌头翘得能舔到鼻子,问我在家里谈方不方便,我妈紧张得两手发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搂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不用怕,是我们公司的事,胖警察连连点头,帮我圆谎,说阿姨放心吧,不是他的事,是别人的事。我妈一下子活了过来,颠着小碎步要给人上烟倒茶,我从茶几里拿了一条中华,对她说别忙活了,我们出去谈。

  走出大院门口,我自觉地伸出两手,问那两个警察,“要不要铐上?”他们俩都笑,说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主动,不是不打自招么?我赶紧赔笑,说警匪片看多了,还以为跟警察说话就得铐上呢,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么和气的。这马屁拍得就有点水平了,两个家伙笑得眼睛都眯起来。我把他们带进对面的陆羽茶坊,心想王大头说的真是不错:态度决定一切,你只要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来,挨打都会挨得轻一些。

  看来这事必须要动用王大头的力量了。小姐把茶端上来后,我借故溜到卫生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咬牙拨通了大头的手机。这还是李良出事后我第一次跟他联系呢。

  电话里一片嘈杂,大头说他正在吃午饭,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问他能不能帮忙,心想龟儿子只要说半句推辞的话,我就立马挂机,死也不去求他了。

  “是哪个分局?”大头嘴唇叭嗒叭嗒地响,像叼着一口活猪。

  我说是某某街派出所,不知道哪个分局。大头嘟囔了一声,像是骂人,又像是咬了舌头,然后告诉我:“你先跟他们应付着,一句明白话也别说,”嘎吱嘎吱嚼了半天,他接着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你也不用害怕,公安系统我还认识几个人。”

  我心里暖烘烘的。大头毕竟是十多年的朋友,平时闹得再不高兴,关键时候还是肯伸手。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我似乎还算年轻,薄有几分姿色,我怎么会走到今天呢?我黯然低眉,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我有点脸红,想起我踹他的那一脚,想起我跟李良诋毁他的那番话,惭愧得差点趴在地上。心想如果这事能够平安过去,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嗯,给他买个手提电脑吧,他吵着要买很久了。

  不知不觉间,我就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街上流行的歌,听半天都听不出唱的是什么玩艺,最酷最in的玩法,我几乎一窍不通,连这个词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in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王大头和李良都上网,经常跟我说网络生活有多么精彩,我骂他们富极无聊,但真要我坐在电脑前,就连打字都不会。走在街上,看着一群群红头绿羽的新人类,哼着流里流气的小曲摇臀而过,我经常会发出感慨:唉,看来真是老了。这两年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心慌,不知道自己一生将走去哪里。我这个最早穿蝙蝠衫,最早拿手机、呼机的弄潮儿,在几十年之后,会不会也像我的父母一样,枯坐在生活的角落里,看着一切都摇头叹气?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自觉地退出生活的前台,坐在儿女们绚烂的灯影里,一面抠着衰老的鼻孔,一面追忆自己万劫不复的青春?

  那两个警察问我欠款数目和欠款的原因,我遵照王处的教导,大耍太极推手,如封似闭,不阴不阳,一句实在话都不说,光抱怨资本家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残酷剥削,“差旅费一天才100元,又吃又住还不让我们坐公共汽车,怕影响公司形像,你想想,怎么能不赔钱?”然后历数我给公司作出的贡献,99年1.2亿,2000年1.6亿,2001年前10个月就超过了1亿半,说到这里心里一酸,想起98年我刚当上经理时,有一天重庆老赖急要60万的货,跟催命似的,我连搬运工都来不及请,和刘三、周卫东他们脱光了膀子,汗流浃背地往车上搬。不到两个小时,六百多箱货全部装完,又担心司机中途搞鬼,我愣是坐在蒸笼一样的大卡车里一路押送过去,到重庆后全身发麻,屁股都找不到了。瘦警察嚓嚓地往本子上记着什么,忽然抬起头来问我:“剥削的`剥’字怎么写?”我不胜景仰地望他一眼,蘸着茶水画了半天,心中愤愤不平,想他妈的,老子今天居然落到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家伙手中。

  王大头来得煞是牛气十足,戴着明晃晃的二级警督徽章,在杨钰莹麻酥酥的歌声里,昂首挺胸地走了过来。我还没来得及介绍,他就开始喷着唾沫发飚,“你们所长、指导员我都认识,前两天我还和你们所长一起喝酒,他跟我要车,我说你龟儿子今晚要是能把我喝翻,我就给你,否则想都不要想。”中气十足,像帕瓦洛蒂在赶大车,听得我双耳蜂鸣。那两个警察洗完口水澡,都有点发蒙,过了半天才想起来问:“您是哪里的领导啊?”王大头叼上一支中华,我赶紧为他介绍:“这就是分局装备处的王处长,也是我大哥。”

  王大头在我们宿舍排行老二,但他一直藐视老大滕钦伟的合法席位,说自己身份证搞错了,他其实是71年的,是我们宿舍的真正老大。为这事跟老大闹得很不愉快,互咬数次。在一个宿舍住了四年,王大头没做过什么让我注意的事,没拿过奖学金,没当过班干部,连妞都没泡过,除了偶尔打打麻将,也没违犯过校规校纪。所以我一直都当他是个可以忽略的人,承包录像厅发财后,有一次请同学们喝酒,忘了叫上他了,回宿舍后看见他气鼓鼓的,一晚上都没甩我。和李良闲谈的时候,我断定王大头跟我们在一起有自卑心理,那时校园内正流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放个屁都有政治背景。我从各方面列举王大头自卑的原因:成绩一般、学问一般、长相一般、家世一般,还找不到女朋友,“他凭什么不自卑?!”

  回头看看,其实我一直都高估了自己。92年的陈重想得到吗,那个各方面都不如你的王大头,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了你的救星?

  两个警察不咸不淡地又问了两句,大头根本不让我张嘴,直接当上了陈重发言人,对瘦警察说你就这么记:“第一、差旅费标准太低,钱是花了,但都是为公事花的;第二,”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他还有一部分费用没报销,”我赶紧点头,说就是就是,我们公司业务不规范,很多隐形的费用,根本开不出发票来。这倒是实话,去年为了应付全行业的质量大检查,我和董胖子绞尽脑汁胆汁乳汁各种体液,终于找到一个主管科长,连夜送了5000元红包,隔天就看见我们的产品登在报上,成了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胖警察问没报销的数目有多少,我犹豫地看着大头,只见他眉毛不动声色地扬了扬,我心里一下有了谱,说大概有二十多万。胖条子一脸严肃,说你可要想好啊,这事可挨上商业贿赂的边了,“那也是犯罪!”我福至心灵,忽然明白了王大头的意图,挺挺腰杆,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没错,至少有20万是拿出去送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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