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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笔记

2015中国年度散文(全文在线阅读) > 天津笔记

    汪惠仁

    功德

    大年初一,我知道的故事是,很多人,很多政商人士都会挤在佛寺里去抢敬第一炷香的机会,讨吉利求多福。寺庙里的佛像前放着功德箱,敬新年第一炷香的人要往这箱子里放很多钱。

    梁武帝曾经就是这么一位“有信仰”的人,造寺度僧布施设斋。达摩初化梁武帝,武帝问达摩,我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请您谈谈我之功德。达摩说:“实无功德。”我想梁武帝是吃了一惊的。时隔多年,慧能面对弟子的疑问,做了这样的回答:

    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我想,这段话是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的,尤其是那些“一心向福”的拥挤在利禄途上随时可能导致相互踩踏的人们。

    我们知道,信仰是有与之匹配的仪式的。“捐功德”是一种,并且仅仅是千万仪式中之一种——与“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五蕴皆空”的精神叙事相比,它只是被本土文化改造的“热闹”的表层叙事,它看上去和信仰相关,实则有悖大义。

    求福,不是礼佛的目的。

    求福,也不是文学的目的。请功邀赏,对写作者而言,就意味着你正坠入欲望之深渊。西门庆为求更大的利益回报,厚礼待官:出迎五十里,敬香茶,垂首相侍,且有竹乐助宴。于官而言,这西门庆如何不是在捐功德?但,《金瓶梅》,这部伟大的作品,它看到了幻灭。

    返归

    我们刊物有个栏目叫“闲话”。

    它曾经叫“豆棚闲话”。老一点的作者与读者想必还有印象。这本是清代一本小说的名字,我们借来做了栏目名。我们并非贪图某种安逸和玩世不恭,才设置这个栏目;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自己的编辑策略,不要让读者的阅读体验总是沉重得喘不过气来——闲话,的确有调味的作用。

    于是,一堆风格学的名词会涌向我们:冲淡、幽默、辛辣甚至放诞。阅读者安于某种叙事风格和尺度,会让阅读体验增加适度的幸福感,这就像我们安于命运会增加生活中的幸福感一样。闲话阅读也许会是有幸福感的阅读。

    但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前提,尽管我们难以说清它的合理性。我们要求闲话的作者有这样的能力:他或者她能完成“返归”。

    好,让我们适度进入玄学——适度玄学对文学不会有伤害。所谓“返归”,即意味着闲话的对象是我们再一次回到它,我们周游“世界”之后回到它,我们饱览世俗价值之后回到它,我们在被实用主义打败之后回到它,我们最终在以失败者身份为荣时回到它,回到那个并不天生闲适的对象。

    比如,当我们再次回到大自然时,当我们有所经历,以“返归”的姿态再次目睹大自然时,我们才由衷感到,“风景优美”不足以确证大自然的真理性;我们才会知道,任何室内装饰带给我们的幸福感,怎能与“窗含西岭千秋雪”相提并论。

    没有疑问,之所以能“返归”,之所以能每“返归”每有所获,是因为好的写作者的手里是拿着火炬的,每一次都是重新照亮,而这火炬是信仰的力量赐予他的。

    敌手

    参观一些博物馆时,我的情感总是很复杂。先民的生活生产的用具大体上是简陋的,面对这种简陋,我至少能感到自己有着双重身份,貌似难以区分的双重的身份:后代的我,后来者的我。

    后代的我,总是要勘侦出一点线索,把我与先民联络起来。认祖归宗的冲动会把先民用具之“简陋”重新加以解释:生活如史诗般的长征,一直延伸至“我”的时代。文化的亲近感会把“智慧”“勇气”赋予这些简陋的用具——这就直接干预了我的审美,不然,我,我们,凭什么面对“简陋”还要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呢?

    另一个我,是后来者的我,是一个作为在生活之场中迟到者的我。这个我,不像后代的我那么“热烈”:他注意到了“简陋”本身,他注意到了生活形态的断裂;他冷淡、冷漠地谈论着眼前的这些简陋用具,嘲笑它们的不合理;甚至,他对后来出现的全榫卯制作也不以为然,他一点也不愿意流连在“能工巧匠”的文化幻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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