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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然关心着时代的进步——近访黄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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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

    甲午年正月初三,在上海的霏霏细雨中,我又一次走进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住院部看望病中的黄宗英。

    如今已届八十九岁高龄的黄宗英,近年由于老年病缠身,在此已住院五年。尽管年事已高,但她精神依然焕发,给人的印象耳聪目明,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她人虽住院,依旧天天读书看报。她的病房窗台上堆了几摞书,有朋友送的,也有新买的。有时忽然想起一段往事,便落笔成文。这几年她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好多篇散文随笔。有老朋友读了她的文章后惊讶地说,这哪里像八十多岁的人写的,文章还是那么乐哈哈,生动、可亲!她说,不写怎么行呢?我说,你住院就专心治病,怎么又写了那么多文章?

    最近我又高兴地读到了她洋洋洒洒一万多字的回忆录—《命运断想》。这篇文章真实记述了黄宗英前半生的演艺生涯、爱情、婚姻、写作的人生经历。文章有酸有甜,有苦有辣,有成功,也有挫折,有悲凉,也有欢乐。坎坷的经历,丰富的人生,拼搏的精神,构成她精彩的人生。

    因为是新春佳节,一些朋友纷纷打电话向黄宗英问候,祝愿她专心疗养,早日康复。在她住院的这几年,每到年三十,儿女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赶回上海,接她到医院附近吃一顿团圆的年夜饭。今年也如此,这让她感到十分宽慰。

    在病房,我和黄宗英谈起《命运断想》。我说你在住院,还能写出这么长的文章?她说住院了,才有时间回忆过去,才能对以往有个思索、思考。这篇文章经由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在他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杂志发表后,反响热烈。于是,我在她病房里拨通了炳银的电话,黄宗英高兴地说:炳银,好久不见,我想你们大家了!谢谢你发了这篇文章。炳银在电话中也表达了报告文学界作家朋友们对她的挂念。放下电话,黄宗英眼圈湿润了,我想,这时她一定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想到了那个时期活跃在报告文学战线的包括她在内的那一批作家朋友们:徐迟、刘宾雁、柯岩、理由、陈祖芬、鲁光等等,想到了他们那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们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风起云涌,日新月异,新的事物、新的人物不断涌现,不少有志于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创业者闪现在改革这个中国的大舞台上,大大激发了作家们投入现实生活的热情,相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记录时代风云、反映百姓心声的报告文学作品。当时有些报告文学轰动一时,几乎家喻户晓。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张锲的《热流》、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等等,以及随后黄宗英的影响深远的《小木屋》,都是引起社会关注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因而显示了报告文学独特的积极作用。

    那个时候的黄宗英几乎每年有大半年奔波于祖国的天南海北,采风、采访、写作,几乎马不停蹄。有时为了寻访一个采访对象,她跋山涉水,不辞辛苦,不惧危险。为了潜心研究有关的专业资料,熟悉采访对象的专业知识,她还要抽出时间沉下心去请教去思考。为了写报告文学《小木屋》,她克服种种困难,三次进藏,和作品的主人公—生态学家徐凤翔同吃同住同劳作,甘苦与共,这使她写出的《小木屋》格外真实、生动而亲切感人。

    黄宗英就是这样,她每采访和写一个人物,便会同对方打成一片,成为知心朋友,甚至一直关注着所写人物的命运。比如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多次去河北省宝坻县采访三个下乡知青。当时宝坻县有两个全国知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大中庄公社的张秀敏,司家庄燕子队的邢燕子。黄宗英在宝坻农村同她们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时,县委宣传部部长老杨却对她说:我们宝坻还有一个姑娘,乡亲们都说她特别。黄宗英一听“特别”,这引起她的兴趣,不知怎么个“特别”,决定留下来去看看。哪料,一见到二十岁的北京姑娘侯隽,她就十分喜欢,及至以后在同其朝夕的相处中,她了解了她的“特别”在于安心扎根农村,立志建设新农村,随后她在所写的《特别的姑娘》中充分描写了侯隽的动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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