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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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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邦

    我们老家把馒头叫馍。馍分杂面馍和好面馍,也叫黑馍和白馍。黑馍主要是用红薯片子面做成的,又黑又粘牙,一点儿都不好吃。红薯片子遇雨霉变后舍不得扔,仍要磨成面,做成馍。吃那样的黑馍跟吃苦药差不多,一嚼就想呕。大人教给我们的办法是,吃苦红薯片子做成的馍不要细嚼,更不要品味,用舌头扁一扁,赶快咽进肚子里。嘴有味觉,肚子没有味觉,哄不住嘴,至少可以哄一哄肚子。

    我在农村老家时,一年到头几乎都是吃黑馍,只有过麦季子和过年时才能吃到白馍。麦子割完了,打完了,各家各户都分到一些新麦。社员们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也是为了过端午节,每家都会蒸一锅子白馍吃。过大年蒸的白馍要多一些,各家都要蒸三锅,或者蒸五锅。过年蒸白馍,打的是敬神仙敬祖宗的旗号,其实最终都被人吃掉了。小孩子盼过年,除了过年可以穿新衣服,放花炮,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过年时可以连续几天吃到白馍。白馍完全是由麦子磨成的面粉做成的,又大又圆,通体闪着白色的亮光,好看又好吃。我们吃白馍时总是很紧嘴,一出锅就想吃。还有,我们吃热气腾腾的白馍时不就什么菜,就那么掰开就吃。当把白馍掰开,那种清纯的、扑鼻的麦香真是醉人哪,好吃得真是让人想掉泪啊!

    北京人不把白馍叫馍,叫馒头。北京人天天可以吃到馒头,不过年时也吃。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人每天都像是在过年。1966年冬天,我作为红卫兵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时,就天天吃白面馒头。我住在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接待站,除了吃白面馒头,还可以吃到肉片粉丝熬白菜,过得像是一步登天的日子。生活的改善虽说是临时性的,我并没有忘记在家里吃黑馍的母亲、姐姐、妹妹和弟弟。串联结束时,我想我得给家人带点儿什么东西回去。带什么呢?临进京时,母亲给了我一块钱。在北京七八天,我只花两毛钱在街头排队买了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连一个商店都没进过,别的一分钱的东西都没买过。剩下的八毛钱还是可以买点儿东西的,但我不知道买什么,还有点儿舍不得花。我手里还有没吃完的饭票,一旦离开北京,饭票就成了废纸,为何不把饭票换成馒头带回家呢!我用饭票从外语学院的食堂换回六个馒头,包裹在粗布被子里,一路坐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又步行20多里,把馒头带回了家。回家打开被卷儿一看,馒头都干了,裂得开了花。母亲很高兴,说我从北京带回去的白馍都在笑。母亲还夸我顾家。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都吃到了我从北京带回去的白馍,神情都有些骄傲,好像北京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白馍不仅有食品方面的意义,还有政治方面的意义。

    生产队解散,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之后,吃白馍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乡亲们再也不必吃黑馍了,一天三顿饭,顿顿都可以吃到白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此时我已从河南的煤矿调到北京工作,每年回老家探亲时,再也没有带过白馍。说起农村的变化,乡亲们都爱拿白馍说事儿,说现在日子好呀,天天都能吃白馍。好像白馍在他们嘴边挂着,开口就是白馍。又好像白馍是生活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一提白馍,大家都知道生活变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的,据说我老家的村庄从明代就有了,祖祖辈辈几百年过去,哪一辈的人都想天天吃白馍,可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只有到了今天,乡亲们吃白馍的愿望才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京城的人可以天天吃白馍,我们老家的人也可以天天吃白馍了。还拿过去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白馍作比,我们老家的人每天的生活也差不多像过年一样了。

    说来有点可笑的是,我不往老家带白馍了,却开始从老家往北京带白馍。母亲下世后,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的十月初一,我都要回老家到母亲坟前烧纸。我每次回家,住在邻村的大姐二姐都会各蒸一锅白馍给我吃。我在老家住上三天两天,大姐二姐蒸的白馍吃不完,我就把吃剩下的白馍装在塑料袋里,再装进拉杆旅行箱里,带回北京接着吃。

    我妻子的老家在山东,她习惯了把馍说成馒头。她对我从老家往北京带馒头不太理解,说什么东西不好带,大老远的,带些馒头干什么!没错儿,别人送给我的有成箱的火腿肠、真空包装的牛肉、饮料,还有不少土特产,我都没有带,只带了馒头。妻子又说:全国各地的馒头北京都有卖的,想买什么样的馒头都可以买到。随着妻子,不知不觉间我也把馍说成了馒头。我说:错,我们老家的馒头在北京就买不到。我吃了多种多样的馒头,怎么也吃不出老家馒头的那种味道。北京的馒头太白了,白得像是用硫黄熏过,让人生疑。北京的馒头多是用机器做成的,整齐划一,样子很好看,一捏也很暄腾,但里面不知添加了什么样的化学性质的发酵粉,吃起来没有面味儿,更谈不上麦子的原香味儿。也许北京的馒头以前是好吃的,现在不那么好吃了。也许是我自己变了,口味变得挑剔起来。反正我固执地认为,我们老家的馍味道是独特的,是不可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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