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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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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当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想到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1981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有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窗前一张做工精巧的半圆形硬木小桌,与四周的粗木桌椅比较很是醒目。论气质,显然它是这群家具中的“精英”。贾大山说他的小说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我一面注意这张硬木小桌,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什么出身。贾大山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家好几代都是贫下中农。然后他就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这道汤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大山做汤时程序的严格和那成色的精美。做时,他先将打好的鸡蛋泼入滚开的锅内,再把菠菜撒进锅,待汤稍沸锅即离火。这样菠菜翠绿,蛋花散得地道。至今我还记得他站在炉前打蛋、撒菜时那潇洒、细致的手势。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还告诉我,他的妻儿与这“权威”配合得是如何默契。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绎,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我和贾大山在里屋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贾大山有一个稳定、安宁的家庭,妻子与他同心同德。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但这并不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他的外貌也许无法使你相信他有过特别得宠的少年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不仅是历选不败的少先队中队长,他的作文永远是课堂上的范文,而且办墙报、演戏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原来他自幼与戏园子为邻,早就在迷恋京剧中的须生了。有一回贾大山说起京剧忍不住站起来很帅地踢了一下腿,脚尖正好踢到鼻梁上,那便是风华少年时的童子功了。他的文学生涯也要追溯到中学时代在地区报纸上发表小说时。如果不是1958年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寓言诗,很难预料这个多才多艺的男孩子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批判右派的小诗,不料一经出现,全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却一致认为那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寓言。16岁的贾大山蒙了,校长命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小榆树下反省错误,下了一夜雪,他站了一夜。接着便是无尽的检查、自我批判、挖反动根源等,最后学校以警告处分了结此案。贾大山告诉我,从那时起他便懂得了“敌人”这个概念,用他的话说:“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一捏鼓你就成了阶级敌人。”

    他辉煌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因病辍学,自卑,孤独,以及为了生计的劳作,在砖瓦厂的石灰窑上当临时工,直到1964年响应号召作为知青去农村。也许他是打算终生做一名地道的正定农民的,但农民却很快发现了他有配合各种运动的“歪才”。于是贾大山在顶着太阳下地的业余时间里演起了“乐观的悲剧”。在大队俱乐部里他的快板能出口成章:“南风吹,麦子黄,贫下中农收割忙……”后来沿着这个“快板阶梯”他竟然不用下地了,他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接着又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这次贾大山被吓着了—使他受到惊吓的是当时的极“左”路线:入党意味着被反复地、一丝不苟地调查,说不定他十六岁那点陈年旧账也得被翻腾出来。他的自尊与自卑强烈主宰着他不愿被人去翻腾。那时的贾大山一边做着民办教师,一边用他的编写才华编写着那个时代,还编出了“好处”。他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由知识青年变成县文化馆的干部么?就因为我们县的粮食‘过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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