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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手记(6)



    你知道吗?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连伫立在寒风中的路灯都困倦了。我知道自己很絮絮叨叨,我知道我满脑子装着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知道我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谢谢安静的你,愿意倾听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你是我唯一的听众。

    清冷的月光照进逼仄卫生间的防盗窗,一个穿着睡衣的女孩,一双满是黑眼圈的眼睛,她正对着卫生间那堵发黄的墙壁,如梦呓般喃喃自语着,时而咧开嘴傻笑着,时而用手背擦着眼泪,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

    希望的灯盏

    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漫长,长了近十年的冻疮又开始复发了。每个冬天,冻疮就像半夜不愿走开的鬼魅,紧紧抓着我不放。或许这就是宿命,注定我的冬天要伴着疼痛一路走过。

    冻疮停留在我手指上最长的一次竟达六个月之久,从初冬十月到来年的三月。一到冬天,手指就会奇痒无比,又红又肿,像极了农贸市场的胡萝卜,先从食指和中指开始复发,像传染病一样慢慢地向其他手指蔓延,蔓延开来以后,便会溃烂流血,不成样子。刚开始长冻疮的那几年,我每天用中药泡手,用新鲜的嫩姜片擦手指,用棉签涂抹有一股难闻味道的冻疮药膏。我搜集了不少土方,用尽了所有办法,仍没有消除掉那恼人的冻疮。

    三年前的冬天,我用长满冻疮的手寄出了我的第一篇稿子。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一篇爱情小说,四五千字的样子。我虔诚地把稿件清清楚楚地抄了一遍,郑重地在信封上写下自己的地址和姓名。我把那封厚厚的信连同所有的期盼都塞进了墨绿色的邮筒,那四五千字是我酝酿了好几个月的成果,在百无聊赖的小镇,每天傍晚都会抽空在门外小坐一会儿,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其实我是在等邮差的身影,在等那家叫作《星河女孩》的杂志给我邮寄样刊和稿费。整个冬天都过去了,我踩着门前空地里无辜的白雪,雪地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像是用刀刻下的伤痕,似乎还淌着血,分外醒目。我从冬天一直等到来年的春天,也没有等到邮差的出现。

    两年前停电的寒夜,依旧是那一双惨不忍睹、长满冻疮的手。那晚的天空好黑,没有星星和月亮,那晚的路也好黑,没有一盏路灯亮起。缩在书桌前的藤椅上,虽全身披着毯子,却依旧冻得瑟瑟发抖。我借着蜡烛微微的光亮和温暖,用一双受伤的手,紧握承载着梦想的笔,写下了一段又一段心灵最深处的呐喊。写吧,写吧,只有文字才能让自己的痛苦宣泄,只有写着,我才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文学是我生命的信仰,是我永远的追求,她已经融入了我的骨头和血液,合二为一,无法分割。文学是神圣而又高贵的,她不属于某个作家,不属于某个学者,也不属于像我这样一个在生活边缘喘息着,在痛苦中徘徊不定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相比于条件优越的作家,我更需要一张纸和一支笔。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人理解,我的世界是单调的,是黑白电视剧。没有人读得懂我的矛盾、我的不安、我的躁动,只有那案上的稿纸会倾听我的故事。我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用血泪在搭建文字的城墙。我可以没有金钱,没有房子,没有鲜花和掌声,却不可以没有文学相伴。这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如果这根支柱倒了,那么我也就死了,就算活着也只是一具麻木、愚昧、可怜的行尸走肉。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死,无论是正常老死,还是意外猝死,我的文字都会代替我活着,她比我的生命更长久、更坚韧。

    天蒙蒙亮了,烛火均已燃尽,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长冻疮的手因长时间用力握笔而磨破了皮,正撕心裂肺地疼着。稿纸和笔杆也不知是何时沾染了手指里流出的新鲜血液。那温热的血,像极了枝头的一剪红梅,凌寒傲骨,开放在最刺骨的寒风里。

    我用疼痛的双手拎着大包小包,在一个初春时节离开了小镇,走得干净利落,没有带走故乡的一片云彩,没有带走脚下的一颗尘土,只带走了那篇还没寄出的稿子和在这片土地上萌发的文学梦。

    五月,初夏,永远难以忘怀。在一家袜厂打工时,很突然地收到了几本样刊,我拆开已经破损的包裹,屏住了呼吸,好像全世界的时光都已冻结。我在目录上紧张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和文章,我的文字终于变成了铅字,兴奋、激动、百感交集,想哭,真的想哭!我想对着天空大喊,实现了,我的梦终于实现了!我的处女作在工友们手里传阅了开来,有的很羡慕,还想让我教他们写作,也有的表现出满脸的不屑。我能理解他们,写文章毕竟不能当饭吃,什么文学、什么梦想都是虚的,只有真实的钱攥在手心里,在这座动荡的城里才会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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