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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丹青梦(3)



    当时,一米真丝价值30余元。我并没有机会直接在真丝上作画,主要是给傅泽南当助手,帮他端颜料。他脾气不好,爱骂人,骂走了几位助手,但他从来没骂过我。他说:“王世孝当助手,画起来就是顺手,我不说他都知道我想要什么颜色。”看得多了,于是有机会在普通棉布上画,后来就画真丝。

    也不难,有老师在前面示范,无非就是日复一日地画牡丹、画月季、画兰草。最烦的是,因为兰草比较受欢迎,曾经连续画过一个月的兰草,画得我们想吐。

    在真丝上作画与在宣纸上画,效果很接近。

    带我们画布的经理汪光芜,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是傅泽南的大学同学,对我也不错。晚上下班后,汪光芜就在他的宿舍里画山水,我又成了他的助手。汪光芜画传统中国画,海派路子,那时我更喜欢傅泽南的画。看得多了,傅泽南说要教我画画,开玩笑说要把我打造成“湖北著名画家”。但那时,我没有作画的环境,几个工人挤在逼仄的宿舍里,没有书案,更没有钱置办笔墨纸砚。在笔记本上写点日记倒是可以的,不料却被傅泽南看到,对其中一篇回忆乡村喝酒的小文章大大夸奖了一通,说我文笔好,可以当作家,鼓励我投稿。也不知往哪里投,1000来字的小短文,我投给了《收获》,居然收到了退稿信,用语还很客气,说《收获》不发这类型的文字,请另投云云。

    正是在傅泽南的指导下,我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和左拉。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贾平凹和沈从文,开始了不间断的经典文学阅读。但我的梦,依然是当画家。

    离开傅泽南的公司,进了另一家公司后,有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作画了,于是置办了笔墨纸砚,自己琢磨着画。当时我迷恋“表现主义”,于是在宣纸上尝试“表现主义”的东西。画了也没有老师指点,自己觉得像那么回事。

    后来离开武汉回家养猪,别的没带,带回了一大捆风格怪异的画。乡村没有宣纸供我实验“表现主义”的水墨,于是买了几桶油漆,把家里的椅子全部画上了狰狞的鬼眼,弄得父亲很生气,说:“吓死人,这样的椅子谁敢坐?”我听不进去,反将家里的一口装书又当书案的大脚箱,也画上了怪异的图画。现在想来,那还真是“表现主义”。

    打工许多年,除了在傅泽南的公司里当手绘师,还在广告公司画过户外广告,在制卡公司画过黑稿,在玩具厂做过调色师,后面这些经历,与真正的绘画艺术无关,但对热爱绘画的我,多少是个安慰。

    也许是因为这些经历,后来进入《大鹏湾》杂志社任编辑时,我基本上成了美编助理,美编排版时,我在一旁指手画脚,后来进了广告公司做艺术总监,也是边做边学。这一切,皆源自对美术的热爱,源自梦想。但是,近40年的画家梦,却总是那样若即若离,而因为热爱绘画而引发的文学梦,却做得真真切切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许,这就是人生。

    命运总是让我和绘画若即若离,当我将要远离它时,又会有机缘让我走近。2004年,远离绘画许多年后,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烦躁不安》,想到远在武汉的傅泽南先生,于是给他寄了一本,先生收到,给我回了一封十余页的长信,鼓励我认定文学,不要为外界的喧哗所左右,并以他的人生为例来告诫我。

    傅泽南信中说他离开绘画20年,做生意,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离不开艺术。傅泽南最终又回归了画室,而且这画室,是我为他选定的,就是离我不远的31区。

    我再次有机缘和傅泽南先生在一起,我见证了他为重新回归画坛所做的努力。他是疯狂的画者,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作画。而他在画室,也为我支起了画架,我得以从基础的色彩学起。

    这段美好的时光依然短暂,后来他离开宝安去福田,后来去南京,去北京,有了自己的美术馆和艺术馆,而我,依然和绘画若即若离。

    2010年,《美术报》用了23个版面大力介绍傅泽南,许多重量级的美术理论家为他写文章,他却将我写的一篇评论用在了头条,并快递了一张油画新作给我。

    2012年,广州国彩艺术馆为傅泽南举办“回归——傅泽南风景画展”,我作为嘉宾发言。开幕式结束后,傅泽南说:“这里展出的画,你挑一张最喜欢的,展出结束后带回去。”我知道他的画现在拍到天价。傅泽南说:“咱们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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