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对一个城市的想象(2)
时间:2023-05-06 作者:张颐武 点击:次
实践型文化 温州的文化特征是在它的历史传统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温州的文化传统的特点在于专注实用，乃是一种实践型的思维方式。它关切实践，关切经世致用，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不发迂阔的议论。温州的思想历来强调直面当下，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所作为。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传统一直是直接影响温州人的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在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兴盛的宋朝，这种注重实践的话语就成了温州文化的主流。对实践的执着成了温州人价值观的基础。北宋“永嘉九先生”的代表人物周行己倡导的“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的观念，正是这样的传统的一个例证。周行己的思想对于南宋“永嘉学派”有很大的影响。而南宋的“永嘉学派”更是所谓“事功学”的代表。它的代表人物如叶适、薛季宣、陈傅良等等都力倡“事功”。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认为：“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正是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叶适的“以物为本”的思想可以说是“永嘉学派”观念的精髓。叶适认为“道不可须臾离物”，就把“物”上升为一种本体性的概念。叶适指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而他有关务实的观念具有一定的“重商主义”的色彩。这其实为温州人商业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温州的思想家往往又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因此，这种实践型文化发展了一种世俗关怀，关切俗世人生的欢乐和痛苦，对于世间万物保持持续的兴趣。它构成了温州人的基本的价值选择。朱熹这位所谓宋代的大儒曾经尖刻地挖苦“永嘉学派”：“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其实，按黄仁宇先生的见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狭义地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可见，朱熹的泰山虽高，但却阻碍了人间的发展；“永嘉学派”的“土堆子”固然不大，却是对普通人的真切的关怀。 这种实践型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对温州的文化想象之中。一种世俗关怀弥漫在温州文化之中。如南戏的发展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而“永嘉四灵”的诗也是如此。南戏无疑是植根于市民文化之中的艺术，它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市民文化的世俗性的特点。它有一种来自平民百姓的世俗的趣味。它是在市镇之中崛起的，也是商业文化发展的结果。它的天地正是在市民之中。而“四灵”的诗其天地也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反对“江西诗派”大量用典的风格，而是注意白描，在平凡中发现诗意。如有名的赵师秀的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里的诗意正是来自日常生活，它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场景，一个极为平易却非常感人的人生片段。这正是温州的意境。它不是孤绝超越的思考，而是世间普通人所面对的情感，微雨、蛙声和灯下寂寞的人，这是世俗的，却充溢着诗意。它并不宏伟，却很奇妙。 温州的实践型文化恰恰与它的商业氛围有关。在南宋时温州就是发达的海外贸易的港口。“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是当时人对于温州的描述。商船往来于亚洲各地，为温州带来了活力和生机。温州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不是和这最早的交流有关呢？但无论如何，这种通商的历程毕竟打开了温州人的眼界，告诉他们一个广阔天地的存在。温州人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此在早期的商品和市场中成长的。这种文化特征似乎也是温州在近二十年中急剧发展的精神源头之一。温州人的这种经营的能力在条件具备时会发挥得淋漓尽致。 坚韧与刻苦 在今天的许多外地人眼中，温州人是坚韧而刻苦的。他们往往背井离乡，在困难的环境中经营一些小本生意，如裁缝、制鞋以及自产自销各类小商品，在北京南郊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浙江村”，来自温州的生意人占了大多数，我的一位朋友王春光先生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由于浙江村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一时间争议很大，可无论怎样，温州人的坚韧和刻苦的经营，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温州的实践是在商业氛围中发展的，所以，温州人的坚韧和刻苦绝不仅仅是农业文化的刻板，而是渗入了精明和机敏。温州人的认真中仍然有让人感到有趣的聪明。而近二十年来温州的发展以及财富的积累已经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发展的冲击力改变了每一个温州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