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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的窗户(5)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数,永远是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在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找他们!”我怂恿着。

  没想到一星期后见到他,他沮丧地告诉我:“没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找过了,现任领导查了“***”初期的批判材料,说:“你过去影射毛主席对陈毅过河拆桥,现在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证明没有过河拆桥。怎么能给你平反?”

  这种逻辑,一切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

  门窗还是紧闭着。

  但是,外交的门窗却开出了一条不小的缝。传来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院挨到南京路的一点尾巴,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轮流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啰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出发,我只能独个儿待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制,这是上级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习惯了,也不用做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它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美国特务。”

  爸爸笑了,说:“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还要安排人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问:“那怎么挥?”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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