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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黑边眼镜的青年(4)



  …………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锺,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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