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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不做“差不多先生”(4)



    孩子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故意夸大其词,我们都能判断他的做法不对。可是,生活中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总是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或者每天都唠唠叨叨“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从来没有这么冷的冬天”,他们的话又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呢?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和意志力量,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缺乏精确性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为了不得罪人,就只管说好话;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保持沉默,故意避重就轻,回避事实;夸大其词,骑墙观望,人云亦云,不懂装懂,这些空洞虚假的态度,都是与不精确有关的恶劣行为。

    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而不做作,认真而不敷衍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玫瑰或水晶,和创世之初伊甸园里的玫瑰水晶,仍然是同一种形状,同一种色彩。一朵玫瑰,无论长在女王的花园里受着众人的瞩目,还是长在不为人注意的路边,甚至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它的美丽、它的芳香,都不会有丝毫变化。水晶无论是形成在地底下,还是在地面上,都不会有什么结构的差别。行星周而复始地运转,但每次都在同样的时间回到原来的地方,这种运动可以说正是上帝意志力存在的证明。

    美国的迅速崛起和它丰富的资源,使这个国家滋生了一种不良的倾向,凡事喜欢夸大、喜欢渲染。其实,这个国家真实发生的一切,远比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更加精彩。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更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偏爱夸张的叙述?实事求是远比泛泛的溢美之词更为有力,这道理我们都知道,然而一开口就又把它抛到了脑后。事实上,今天我们要来辨明美国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财富是出自误传。而事实上,这样的误传其实毫无必要,有什么东西能比真相本身更有说服力呢?

    一位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发现,当地一些居民尽管文明程度不高,但他们的视力却远远超过我们,他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木星。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也没有一项重大的天文学发现是借助巨型望远镜获得的,乍一看也许会让人奇怪。还有,我们再看看,那些在这一科学领域对知识进步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他们多数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仪器,但他们的思想和眼睛却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埃尔文·克拉克曾经制造过一架直径达三英尺的双面凸透镜,价格高达六万美元。整个仪器非常精密,最后只有靠手工把它抛光,动作稍大就会破坏测量的精度。这台仪器是俄罗斯定制的。测试的时候,工作人员用手把它移了一下,克拉克马上让他们停住:“等等,先等它冷却再移。”原来,克拉克解释说,人手上的热量可能也会影响它的精确度。克拉克先生对精确的追求是非常出名的,几乎在全世界,他的名字都是精确的代名词。

    一次,美国国会即将闭会时,有人请韦伯斯特对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发表看法,他断然拒绝:“不行。我有很多事情,没有时间谈论这个问题。”“啊,不要紧的,韦伯斯特先生。不管谈论什么,每次你发言总是很精彩,从来没有失手过。”韦伯斯特回答说:“那恰恰是因为,每次无论要讨论什么问题,如果不先在自己心里把这个问题过一遍,我是绝对不会发言的。这次我确实没有时间,很抱歉。”

    美国著名法官鲁弗斯·乔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有时候,他会和小商贩为了一些小事情进行辩论,其认真的劲头,丝毫不亚于他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演说。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位著名作家写道,“都应该尽心尽力,一丝不苟。这是因为,究竟什么才事关真正的大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也许在我们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实际上却可能生死攸关。”

    “这个人一定去过地狱。”每次见到但丁走过,佛罗伦萨人都这么说。实在是因为但丁对地狱的描写太生动逼真了,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想法。

    达·芬奇在创作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时,常常会为了一个细节、一种色彩而跑遍整个米兰城。历史学家吉本九次改写他的回忆录,《罗马帝国盛衰史》的开头几章更是修改了十八次才定稿的。孟德斯鸠也曾因为自己的一部著作对一个朋友说:“你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看完,可我却辛辛苦苦,几乎为它写白了头。”在写作过程中,无论是在清醒读书时,还是夜里做梦,孟德斯鸠想到的就只有这本书,这简直成了他全部日程的焦点。“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尽可能写得最好,”乔治·利普雷说,“那么,他很快就会养成一种坏习惯,就是无论什么情形都无法好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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